博鳌论坛研究院学者:技术变革背景下如何稳就
中国经济的问题,其实不是破不破“六”。速度心结放下,是本届政府的特点。放下了,才能转而追求质量。相应地,工作重点不是再保这保那,而是结构性改革,扩大开放。改革与开放,是本届政府的hallmark,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途。所谓战略定力,定的是改革与开放,不会为经济数据的波动而轻易变向。如果执着于破不破“六”,那就又回到了之前“保八”心态。一旦低于“八”,视线就不得不偏离改革开放,重新向三驾马车要办法、走老路。这种在数字和改革开放之间玩跷跷板的游戏,不是战略定力。
“战锦”方为大问题
数字不是问题,不代表没有问题。中国经济从两位数一路下来,直到现在的“六”,并不足以动摇执政者改革开放的决心,是因为执政者心里有个底气。这个底气,就是就业没出大问题。只要就业没有大问题,数字破这破那,都不算个问题,不能改变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何以然?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无非是民众有就业、企业有利润、政府有税收,经济的三大主体皆有所得,这样 的 “ 帕 累 托 改 进 ” ( Pareto Improvement),共赢的方式,是经济的理想境界。
这其中,又以“民众有就业”最为关键。退一万步说,当经济形势远不及理想,必须要保什么的话,也绝不是保速度,而是保“民众的就业”。民众的就业保住了,政府心里就有了底,就有底气为了经济的长远利益和可持续性,毫不动摇地改革与开放。
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六个稳”。这第一稳,就是稳就业。管理层心里清楚,正如经济“无农不稳”,中国经济的当下是“无就业不稳”。无就业者无恒心。就业出了问题,其他方面做得再好,也是问题;有了就业,其他方面惨点,基本盘也可以撑得住。可以说,就业是中国经济当下的“关键一票”。破不破六不重要,有没有就业才是关键。当下关于“破六”的讨论,脱离了就业,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如果“破六”同时破了就业,则需要认真对待,该扩大投资扩大投资,该赤字财政赤字财政,“三驾马车”拉回来用,也是可以的。
“三产”蓄水池
过去几年,速度虽然持续下行,但就业形势总体平稳。这部分归因于中国劳龄人口(Working-Age Population)见顶(2011 年),部分归因于服务业的
发展,承接了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制造业冗余(Redundancy)。
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以制造见长。但事实上,制造业就业人数几乎是与劳龄人口同步见顶(2013年1亿人),此后一路下降。
一方面,农业依然不断有劳动力转出,另一方面,制造业乃至整个“二产”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断下降,这多出来、“没人要”的劳动力,只能向服务业找出路。
数据证实了这一趋势,从 2012 年到 2017 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下降了 6.6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下降了 2.2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上升了 8.8 个百分点。农业、工业多出来多少,服务业就吸纳多少。两下相抵,中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在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的不利背景下,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所以,管理层心里有底,可以气定神闲地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蓄后劲”。
所以,一定意义上,本届政府已经放下了“速度心结”,但是,“就业心结”却是无论如何放下不的。改革开放,不再被速度心结所纠缠,但却依然不能轻装上阵,就是因为这个就业心结。
特别是近年来,原本平稳的就业形势,遇到了新的挑战:机器代替人。
Luddite 梦魇
机器取代人,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劳动者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早期的 Luddite,将失业归咎于机器,愤怒地去砸,希望“砸回”手工业者的光荣时代,结果自然是徒劳。时至今日,但凡客观的分析都不能否认,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岗位流失,主要是因为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机器夺了人的饭碗。机器,过去和现在,都是就业的最大“威胁”。
发达国家的就业压力,与中国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全世界公认的30 多个发达国家,加起来也没有中国的人口多。这也就意味着,整个发达世界的就业压力,也比不上中国一国的就业压力。
解决这山大的就业压力,从中国的实际着眼,首先要保住世界工厂的地位,保住制造业,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创新、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之本,也是劳动力收入提高的真正动力和源泉。其次,服务业要为就业提供足够大的“蓄水池”。
这原本是不难实现的,因为发达国家的路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应下降;服务业“接棒”,故就业形势相对稳定。过去这几年,中国大体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只不过,现在遇到了新问题。
“靠不住”的制造业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无可撼动的地位、作为投资目的地“不二之选”的地位,正在受到撼动。一些跨国公司,尤其是主攻美国市场的企业,开始考虑在中国之外另设工厂,以免贸易摩擦“池鱼之殃”。
中国的解决方案有两个。一是从中低端向高端制造业升级,提高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值,提升质量、品牌、美誉度。这条路是根本正途,但惟正道,故沧桑,不可一蹴而就,怕的是时间不等人,远水不解近渴。
另一个方案,是以机器和自动化“留住”中低端产业。中低端产业,是中国制造业发家的本钱。现在人工贵了,要外流到人工成本低廉的东南亚、南亚,挡是挡不住的。要留住这些产业,惟一的办法是将劳动力成本降下来。如果机器和自动化的成本,能够降到一定程度,企业家综合算下来,还是留在国内划算,中国就能有效控制住中低端制造业外流的趋势,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就免受或少受人工成本的冲击。中低端保住、高端不断拓展,这是中国制造业的理想未来。
是否可能?中国工业机器人的爆发式发展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几乎与中国劳龄人口、制造业就业人数见顶同时,中国于 2013 年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连续六年居世界首位,2018 年安装量占全球三分之一,超过欧美总和。机器人应用范围,也从之前的汽车等“高大上”行业企业,向传统行业和中小企业迅速拓展。
机器换人,能否留住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取决于机器人和劳动力的成本赛跑。劳动力成本越高,机器成本越低,则机器换人的前景越发乐观。实践证明,机器换人,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换言之,机器换人,在技术上不是问题,只等成本降到合适,则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这恰恰是中国的机会。中国经济体量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有望将机器换人的成本降到其他国家可望不可及的程度,从而留住正在流失的中低端制造业。
遗憾的是,即使保住了制造业、保住了世界工厂,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的下降却是无论如何挡不住的。中国正在拓展的高端制造业、正在努力留住的中低端制造业,所借助的机器、自动化、智能制造,都只能给机器创造岗位,提供不了人所需要的就业。所以,无法依靠制造业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只能另辟蹊径。
“靠不住”的服务业
制造业靠不上,服务业如何呢?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是劳动生产率的“差等生”。这一点,恰恰是它作为“就业蓄水池”的优势所在。物流、零售、银行网点等劳动生产率最低的服务业,恰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差生有差生的用处。能吸纳就业,是这些行业的可爱之处。
不仅如此。与中低端制造业相比,这些中低端服务业是走不了的。强烈的本地属性,使其作为“就业蓄水池”既大又安全。从政府的角度,既怒其劳动生产率之不争,更喜其老实、可靠、用人多。
但是,这一切正在发生令人不安的改变。由于新一轮技术突破的突飞猛进,“机器换人”不仅威胁到制造业的就业形势,也威胁到此前鲜受波及的服务业。
不信,身边的例子俯拾皆是。我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有去过银行了。网上银行、移动支付,基本取代了旧日的柜台服务。无论是生活缴费、转帐汇款还是财富管理,都无须“见人”。就连开户这一最后底线,也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脸识别技术的成熟,可以刷脸办理。可以确信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基本可以告别银行网点。
这一趋势,银行看得最是清楚。所以,四大行为首的大规模裁员,否不否认,都是可想而知的。此前忙于跑马圈地的各种“行”们,纷纷从身边消失,或撤店,或合并,物理网点的减少,已是大势。柜面工作人员,是此轮裁员的重点。
收银员是另外一个受威胁的职业,目前主要是快餐性行业、便利店,大型卖场也开始自助与人工结合、逐步向自助、无人过渡。近日去鸿毛饺子馆,坐了半天发现无人问津,忍不住责问大堂里端盘子的服务员,人家说,现在都是在用微信扫码点餐、结帐,省了点菜、结帐两道人工,服务员只负责送菜上桌。以后引进送餐机器人,这种服务员也免了。再引进标准化包饺子机、煮饺子机,加上中央厨房备料,后厨也不需要人工,则整个鸿毛饺子馆可实现无人化。当然,要算好总帐,只有当这些机器自动化的综合成本低于人工,才是划算的。中国正从中高收入国家步入高收入国家,工人工资节节高,倒逼鸿毛饺子这样的传统餐馆一步步地“机器换人”,直至最终的无人化。
便利店同样。我家楼下的便利蜂是没人收银的。店员主要任务是给客人配餐,这个工作也是可以替换的。这种便利店,是互联网的基因,无人化只在旦夕间。由于人脸识别的高度发达,店内多摆几个摄像头,加之整个城市无处不在、无人不识的“天眼”,即使店内无人化,也不必担心有人偷窃。而在无人的情况下,顾客的自在感增强,购物体验提升。
传统大卖场如家乐福、物美,要兼顾多样的顾客群,不能像快餐店、便利店那样只顾年轻人,所以还预留了人工结帐通道,但便利性显然不如旁边的自助通道。可以想像,再过三五年,人工结帐通道将被边缘化。
司机是第三个受到威胁的职业。无人驾驶、自动驾驶的技术成熟度已无可质疑,现在需要改变的是人们的心态和基础设施、法规的配套。当无人驾驶像自助结帐一样普及,数量庞大的网约车、出租车司机就需要另谋高就。据说,滴滴注册车已超5千万。这些人的生计部分或全部仰赖于司机这一职业,所以受威胁最大。
还有总数3千万的卡车司机。当无人驾驶、无人机商用普及,这部分人何去何从,亦成为问题。
不一一列举。在庞杂的服务业体系中,劳动密集型、中低端的物流、零售、银行网点受“机器换人”威胁最大,涉及人群最多。随着这些行业机器换人前景愈发明晰,服务业这个庞大的就业蓄水池,蓄水能力却有大规模缩水之虞。
时不我待
有研究者做出两项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预测。首先,未来全球三分之二的工作是可以被机器替代的,这对于人口庞大的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好消息。其次,发展中国家就业的“机器可替代度”高于发达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知识密集型行业较发展中国家更为发达,这种行业被机器取代的可能性弱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
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从长远和战略的眼光,不能不对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早做打算。
发达国家过去两百年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经历,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已经不那么大了。有三点不同。一,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过渡时间比较长,从政
府、企业、员工、教育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从容应对。最老牌的工业强国,可以有两百年的时间从容转型;少壮一点的,也有百年或至少半个世纪的时间。几次技术革命的间隔,也都以 decade(十年)为单位。所谓“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破坏”的同时,留给“创造”的时间是足够的。
以美国为例,就业主要靠服务业。由于服务业迄今为止尚未受到致命的技术冲击和颠覆,所以,在金融、ICT、专业服务等高大上之外,存在庞大的中低端服务业,以容纳制造业用不了、裁下来的美国蓝领。
但当轮到中国转型的时候,机器和自动化已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拓展,触手无所不至。中国可能无法指望再有美国那般的中低端服务业笑脸相迎。一个并非不可能的冷冰冰的前景,很可能是一堆机器人站在中低端服务业的门口,对制造业裁下来的中国蓝领冷冷地回绝:“我们不要人”。
时不我与,是中国就业未来面临的一重挑战。
二,转型门槛抬高。美国的情况,从制造业蓝领转岗服务业蓝领,技能变化不大,稍加培训即可上网。而在未来的中国,中低端服务业空间有限,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门槛又高,极可能出现“有人无岗、有岗无人”的错配现象。
举例来说,农民工在工厂找不到工作,可以轻易转行送外卖;但从外卖转行为“程序猿”,就不是简单培训几个月可以成就的了。
三、机器与自动化全面来袭,无行业可以幸免。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工业化先行,倒逼农业机械化、自动化(因为农民都进城从事工资更高的制造业,留在农村的人少了,只能用机器种田),而基于人的服务业,则机器、自动化缓慢蜗步。
轮到中国,却没有这样慢的“天时”,而是农业、工业、服务业同时受到机器和自动化的冲击。
总之,中国未来的就业形势,不得不早做打算。由于这一轮技术变革的特点,机器取代人,不是分行业、分阶段、低水平,而是全面、快速、高水平来袭,中国不可能再有发达国家那样的从容过渡,而必须有“时不我待、扬鞭奋蹄”的紧迫感。
出路只有一个。不是像 Luddite 那样,消灭机器、遏制机器、为人留出岗位,而是避开与机器的正面竞争,做机器做不到的事或做机器的驾驭者,与机器共存。中国教育、培训、人力资源的未来方向,也只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惟如此,就业才不会成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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