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才能当运动员？没钱训练退役转籍，无政府
7月31日，希腊举重运动员西奥多罗斯·亚科维迪斯（Thodoris Iakovidis）在东京奥运会赛后宣布，由于经济困难，无法继续运动生涯。奥运的光环也掩盖不了很多运动员的心酸，在这届奥运会上，我们还看到：乌干达选手未开赛便离开奥运村，理由是“乌干达生活很苦”，“想在日本工作”；体操运动员丘索维金奥为了儿子的治疗费用“高龄”复出，参加了八届奥运会……站上了世界瞩目的竞技场，这些运动员为什么还会面临这样的困境？
亚科维迪斯曾代表希腊参加了2016年夏季奥运会，2016、2018、2019、2021年欧锦赛等大型国际赛事，今年再次代表希腊参加东京奥运会。7月31日，亚科维迪斯在奥运会赛后接受采访时泪流满面，表示由于经济困难，他已经无法继续参加余下的比赛，并宣布退役。“很抱歉，我的声音在颤抖，但这是我在国家队的最后时刻。”“奥运比赛中我发挥得不够好，但我流泪是因为一切都结束了。不幸的是，自己不能100%发挥出应有的水平，不能头脑冷静地训练。”
他揭示了在几乎没有国家或赞助商支持的情况下，运动员备战奥运会的艰辛。在运动生涯中，他几乎没有收入，每个月仅从体育联合会领取200欧元（约人民币1540元）为参赛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就连物理治疗也无法正常进行，虽然物理治疗师了解他的情况不收钱，但这令他感到尴尬而可悲。他也经常因买不起汽油不得不步行。
亚科维迪斯还透露，他参加奥运会时只进行了一个月的高强度训练：“我举起的重量比上一届训练时多了。对此我不能抱怨，我选择了一个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挑战。”亚科维迪斯决定停止举重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我再也承受不了（经济拮据）这件事。我想停下来，冷静下来，现在我只想回到我的家人和朋友身边，拥抱他们并说声谢谢，这是我这些年来继续前进的动力。”
他的遭遇引起了希腊社会舆论的巨大反应，不到24小时，已经有大量民众和机构提出向他捐款赞助，希望能让他继续比赛。希腊三届奥运金牌得主、希腊举重联合会秘书长皮洛士·迪马斯（Pyrros Dimas）发表讲话支持亚科维迪斯，并表示他对运动员面临的困难处境负有责任，“我是希腊体育界的一员，我要为亚科维迪斯在东京的泪水负责”。
希腊始于2008年的持续金融危机使该国运动员的财务状况陷入困境。而一些已经穷了很多年的国家，他们的运动员可能只有远走他乡才有机会。尼日利亚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管理不善和缺乏责任感的表现，迫使该国许多明星运动员转而为其他国家竞争，流失了许多人才。在阿比亚州长大的田径运动员格洛丽亚-阿洛兹（Gloria Alozie）表示：“我必须获得西班牙国籍，我的职业生涯才能真正顺利进行。”
短跑运动员弗朗西斯·奥比奎卢（Francis Obikwelu）也曾梦想获得荣誉、为国争光，在1994年的非洲青年锦标赛中，他代表尼日利亚参赛，并获得了400米银牌。但在他职业生涯最困难的时期，尼日利亚田径联合会（AFN）的态度使他对自己的地位产生了怀疑。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奥比奎卢的膝盖受伤，状况非常糟糕，在告知联合会后却被认为是在撒谎。在医生诊断奥比奎卢可能无法再跑步之后，联合会表示“可以培养另一个奥比奎卢，不需要他”，于是奥比奎卢只能自费前往加拿大手术。后来他在2002年加入葡萄牙国籍，赢得了多枚奖牌，包括在2006年欧洲田径锦标赛上赢得100米和200米两枚金牌，使他成为第一个在欧洲锦标赛上赢得两个项目的男运动员。奥比奎卢表示“在葡萄牙，他们尊重我”。
面临经济困境的运动员实际上比常人想象得多，除了少数拥有国家资源的顶级运动员外，很多运动员都需要支持。根据疫情前一项对48个国家精英运动员的调查，超过半数的人经济情况不稳定。如今疫情取消了大多数比赛，使得运动员的财务状况更加糟糕。
能通过品牌赞助和代言获得收入的运动员很少，“如果你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你可能就不在代言食物链的顶端”，南卡罗莱纳大学体育法教授约翰·格雷迪（John Grady）说。而且品牌和资本不会像在游泳或体操领域那样，在柔道或射箭等
此外，有关运动员赞助和代言的一些限制，使得不太知名的运动员更难利用他们的奥运闪光时刻。根据国际奥委会1991年制定的第40条规则，只有奥运会的官方赞助商和合作伙伴才能在奥运会期间获得有关奥运会和运动员营销的全部权利。其他所有公司或品牌在奥运会前、期间和之后都会受到禁售期的限制。尽管今年放宽了限制，但这仍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些专家和运动员表示，这使得运动员无法与非奥运合作品牌达成更多交易，从而真正获利。
“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是全职的。还有谁愿意做自己擅长却没有报酬的全职工作呢？”美国田径名将理查兹（Richards Ross）指出。“运动员以外其他所有人——国际奥委会、网络，甚至官员和工作人员都在赚钱。国际奥委会却不为运动员的金牌颁发奖金。”
竞技运动的训练费用高昂，但即使是收获众多奖牌、综合实力强的美国，运动员实际得到的经济支持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很多，更不用提其他类似机制的国家。美国体育界对运动员投入的资金，主要来自商业赞助。民间企业觉得哪个项目更有发展前途，资金、赞助费就会流向这个项目。美国奥林匹克和残奥会委员会（USOPC）负责运动员的资助事项，通过赞助和转播权的分成来筹集资金。每项运动都由一个国家管理机构监督，比如美国田径协会（USA Track & Field）或美国摔跤协会（USA Wrestling）。最终美国奥委会根据各个体育协会的奖牌变现能力来决定资金的发放。
没有国家或政府的运动员培养政策，资本主导、完全市场化的运作机制让不同运动项目的
美国强调个人主义，即“个人追求个人梦想”， 除了艰苦的体能训练外，为奥运会而奋斗的运动员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自己出钱。教练、训练、设备和出行的高昂费用阻碍了许多潜力运动员的发展。《福布斯》在2012年曾统计运动员训练到能参赛奥运会所需要的费用，弓箭手需要四年训练，每年25000美元（约人民币16.2万元）；击剑需要10—15年的训练时间，每年20000美元。奥运体操史上首位黑人女子、著名的美国女子体操全能冠军道格拉斯的母亲就曾因无力承担女儿的训练费用而申请破产。
▲道格拉斯。
相比之下，在中国，从县级到市级再到省级的体育部门，都配备教练员团队，他们负责挑选有条件、有潜质的青少年。孩子因为家庭原因或个人兴趣爱好被送入当地体校、体育培训基地，或者通过各级竞赛、教练员选拔，被选入体育训练队伍中来。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训练、考评，再选拔、择优淘汰，后由政府出资金培养优秀运动选手。
尽管如此，奥运会仍为一些生活困乏的运动员提供了转机。2018年，国际奥委会创立了奥林匹克难民运动员资助计划，先后资助了56名符合要求的难民运动员，帮助他们延续运动生涯。这些难民运动员不代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他们有自己的入住奥运村仪式。如果他们能拿到奖牌甚至金牌，那么现场将升起奥林匹克会旗，奏奥林匹克会歌。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难民代表团。
在东京奥运会上，难民代表团的三名运动员即将通过一项首创的体育奖学金计划获得在加拿大谢尔丹学院学习的机会。这是联合国难民署和加拿大世界大学服务组织（WUSC）合作的一部分，根据该组织的网站，该非营利组织每年协助130多名难民学生来加拿大学习。今年，难民计划首次增加了“运动通道”。“我们感觉非常好......能够去加拿大学习”，出生于南苏丹的田径运动员保罗·阿莫顿·洛科罗（Paulo Amotun Lokoro）说，“我太兴奋了”。根据该计划，难民可以凭借运动能力获得永久居民身份，有朝一日可能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联合国难民机构（UNHCR）表示，加拿大是第一个采取这种计划的国家。
这三名难民克服了大多数奥运选手永远不会遇到的障碍。他们在年轻时逃离南苏丹后，各自生活在肯尼亚的卡库马难民营。罗斯·纳西克·洛孔延（Rose Nathike Lokonyen）在难民营上高中时参加跑步比赛，在难民训练中心磨练技能，还在2016年参加了里约奥运会第一支难民代表团的比赛，并在开幕上担任旗手。尽管疫情打乱了三人的训练计划，但加拿大的移民机会让他们振奋。洛科罗认为：“我们正在向全世界所有的流离失所者发出一个希望的信息。这将帮助其他难民。”
新闻及图片来源：CBC、TRT、VOX、WTSP、Greek Reporter，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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