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背心到脱欧者 福利民粹主义成西方头号难题

[环球时报驻法国、英国、美国特约记者 姚蒙 纪双城 侯健羽 环球时报记者 丛超 丁廷立]法国“黄背心”运动已有一年，示威者最近卷土重来，甚至闯入巴黎著名的老佛爷百货店，表达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不满。“福利主义加上民粹政治，是21世纪发达国家困境的根源”。多年以前，就有学者提出“福利民粹主义综合征”的诊断。如今，智利等拉美国家也被认为染上这种“病”，这让不少舆论担心：福利民粹主义为何向多国蔓延？除关注民众情绪、回应民众诉求外，很多国家的政府也在查找“福利民粹主义综合征”的病根，并苦寻医治的良方。

从法国“黄背心”到英国“脱欧”者

始于2018年11月17日的巴黎“黄背心”运动，起因是部分法国人抗议政府加征燃油税。这场示威一度演变为巴黎50年来最大的骚乱。其实，自19世纪末以来，法国已通过不断立法建成一整套颇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法国，医疗保障体系使人们不用担心“看不起病”，家庭福利制度对育儿、住房等方面都提供补助。法国失业人员可拿原工资57%-75%的失业补助金。法国孩子从上幼儿园到高中毕业，无需缴纳学费、课本费，唯一要出的就是学习用品费。即使如此，法国低收入家庭每年还有高达几百欧元的学习用品补助费。

此外，法国公务员退休金几乎是原工资的100%。法国铁路公司、巴黎公交公司、法国国营能源公司的职工还可以提早退休，而退休金比例同样很高。当马克龙政府为减少财政赤字、实行各行业公平待遇，刚开始对相关部门进行改革就遇到极大阻力。“黄背心”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无论马克龙总统和政府采取什么样的福利措施，“黄背心”总是要求更多，而且毫不顾及其他社会阶层，如商人和企业家遭受的损失与压力。以“改革家”形象出现的马克龙为吸引财富阶层投资法国、增加就业而采取的只对不动产财富征税等措施，被反对者指责为“专为富人利益服务”。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法国各项改革举步维艰。

在发达国家中，法国的贫富差异并不大。2018年，法国基尼系数为0.298，低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由于法国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真正生活困难的人口数量并不多。但法国低收入群体要求一直很高，很注重维护自身权益。在法国，铁路职工罢工、反对退休制度改革的示威活动很常见。

英国人也是如此。“英国人的工作机会和福利都应留给英国人！”英国2016年举行“脱欧”公投时，这句由支持“脱欧”者喊出的口号显然迎合了不少人的想法，因为对普通英国人来说，都希望福利能一直留存甚至变得更多。按照英国官方的统计，2002年到2012年，英国有多达500万人领取失业补助金，约有50万人长期告病在家、坐吃福利。英国广播公司曾曝光过一个“威尔士骗子”：马克·洛伊德2011年在阿富汗服役期间受伤退伍，他2014年申请到每周141英镑的个人独立福利金，用来当作医疗补贴。2015年，谎称“走50米都要在床上躺一天恢复”的洛伊德偷偷参加了当年9月的一项铁人三项赛，且成绩不俗。他当年甚至还攀登了乞力马扎罗山、参加过马耳他的世界汽艇锦标赛。威尔士地方法庭最终裁定这个骗取6551.8英镑福利金的“病人”是蓄意诈骗。

不算这种故意欺瞒政府的案例，英国人其实前些年能领取的福利补贴相当可观。如60岁以上老人可免费获取处方药、100到300英镑不等的冬季取暖补贴。全年总收入低于4.2万英镑的家庭，其子女可以享受大学助学金。单亲家庭每周可以申请350到500英镑的生活补助，单身低收入人士还可以向政府申请免费住房。

英国的一些福利政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逐步削减，一些紧盯自身福利的英国人认为，如果没有中东欧地区的欧盟移民来和自己争夺社会福利该有多好，他们也成为主张英国尽快“脱欧”的铁杆支持者。在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埃莲娜·海伊看来，这些英国人就是典型的福利民粹主义者。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英国右翼势力近些年抬头，特别是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导致的社会震荡，在英国、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衍生出新的民粹主义势力。她认为，眼下英国民众情绪和百姓诉求正被一些政客利用，对社会的不满让他们看问题更为偏激。

“金融危机为民粹主义火上浇油”

“民粹主义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遗产，劳动阶层成为这场崩溃的牺牲者。”英国《金融时报》去年曾这样刊文分析。文章说，一些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也是金融危机的大输家，随着危机后民众收入停滞和紧缩性财政政策实施，“难怪那些遭受最严重打击的民众要支持反精英的民粹主义者”，特别是在富裕的民主国家，有大量民众都在反对放任自由的经济学和全球化。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提到，“多项研究都发现，危机后的政治往往都变得更碎片化和分化，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亦不例外”。

渥太华大学政治研究学者杰奎琳·拜斯特在澳大利亚“对话”网站撰文说，2008年金融危机为如今的民粹主义火上浇油。拜斯特认为，正如上世纪90年代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的自由主义者政府采取的措施，一些（西方）政府正寻求精简并减少社会支出，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不公加剧且中产阶层收入陷入停滞。从2010年开始，几乎所有西方国家政府都重返紧缩性财政政策，而此类措施使最需要政府帮助的民众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进而损害国家的经济复苏。文章称，随着中产阶层工资的停滞扩展到中上收入阶层，唯一受益于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只有超级富豪群体，所有这些经济不公和沮丧情绪都成为滋生民粹主义的温床。

“一些国家对街头示威束手无策，深层原因是民粹主义的示范效应。”一位曾在智利等拉美国家工作过的国际商务官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福利民粹主义综合征”从欧美向拉美蔓延：智利一闹，总统解职多名部长，停止地铁涨价；玻利维亚一闹，总统辞职，国家陷入混乱，这似乎更让民粹主义的“实战效果”得以确认。他认为，民粹主义诉求之一就是经济权利或经济福利，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国家经济增长要和民众的福利获得感成正比。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和拉美经济陷入停滞，但民众对福利的要求并没有减少。比如养老金问题，随着人均寿命增加，养老金就会出现亏空的问题，只能延长退休年龄。此外，覆盖面广的高福利也会让许多普通民众失去奋斗欲望，更不利于经济发展。该官员认为，个别拉美国家爬不出福利民粹主义陷阱的原因在于，每当选出新领导人后，民众就会立刻要求其兑现选举时的承诺，而一旦这届政府缩减福利或没达到他们的期望，民众就会改投新的领导人。所以，对于执政者来说必须先赢得选举，然后向人民输送利益，向民众“发钱”，等政府没钱了再去世界银行等机构借钱，这就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今年6月，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克莱门斯·福斯特撰文称：“严肃政治必须反对民粹主义。”他认为，民粹主义者将社会描述为两个同质化的对立群体：一边是“人民”，另一边是“精英”。精英被描述为“贪腐、盗窃人民财富”。相比之下，民粹主义者号称代表人民的利益。21世纪的民粹主义具有几个特征：聚焦于短期利益，不考虑长期成本，例如总是不计后果地支持扩大公共债务；拒绝承认不同的政策选择会有得必有失，拒绝通过国际协议制衡或限制国家主权；仅关注个别事务并在移民、进出口竞争或贫富差距等问题上煽动人们的情绪；将经济问题归咎于外国人、移民和国际贸易等；民粹主义者经常利用简单解决方案应对复杂问题，例如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孤立自己以应对国际竞争等，这些解决方案是虚假解决方案，只会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而非缓和。在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要求加大政府债务并取消劳工市场改革，所有这些措施已推高利率，导致该国陷入衰退，年轻人选择出国、企业家更倾向于到外国投资。

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

11月初，因纽约地铁涨价，布鲁克林非裔群体冲进地铁，有人喊出“不要让警察碰我们”“要免费地铁”等口号。但在美国南部一些保守主义占上风的州，“白左”民众更支持将纳税人的钱用于帮助退伍老兵，同时认为不应对非洲裔、拉丁裔滥用福利，特别是应减少给“非法移民懒汉”的福利，因为他们对美国的贡献太少。美国的福利制度被滥用往往与种族问题和最低工资放在一起讨论，而美国的一些少数族裔倾向于投票给那些承诺高福利的政客。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萧功秦2012年就写过《美国的福利民粹主义困境》一文，通过自己在美国的观察，得出结论：福利主义加上民粹政治，是21世纪发达国家困境的根源，福利民粹主义的“大锅饭”又以另一种形式造成社会的不公平。近日，萧功秦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奥巴马政府时期是美国人谈福利民粹主义最盛的时候。他认为，不管是法国，还是智利，当国家财政非常困难时，任何改变都可能得罪所谓的底层民众。从西方自己的发展逻辑来看，福利民粹主义激起保守主义和极右翼的发展，而后者又与自由民主的西方传统价值观有很大冲突，这就让西方的普通百姓和中产阶级陷入两难：如果按现在“白左”的福利民粹主义发展，国家越来越烂；如果按极右翼的想法发展，同样存在风险。西方的出路很可能是从极右翼中分裂出一部分温和的中右翼，如果他们能抓住中产的选票，并用逻辑上的道理说服老百姓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囚徒困境”。

萧功秦表示，现在欧洲的中右翼政党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富有人格魅力的领袖人物，如果有这样的领袖的话情况会好一些。同时也要让老百姓明白，高福利政策已经影响到普通老百姓的生存了，老百姓就会掂量：到底是要高福利、弄到后来大家都失业，还是忍痛接受中右翼的观念，渡过经济发展的难关？在巨大的失业压力面前，一个普通人可能就会摆脱意识形态，用常识来思考问题。这就需要中右翼在说服民众方面有很高的技巧。如果选民知识水平有限，加上野心家政客在社会出现困境时煽动百姓，那么就容易导致西方民主文化陷入困境，用通俗的讲法就是“10个不识字老太太可以决定9个博士的命运”。

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海伊认为，“福利民粹主义综合征”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并成为政治危机的催化剂。在一些拉美国家，外界一样可以看到“为反对而反对”、不愿深入分析是非曲直的民粹主义者。作为欧洲的研究学者，海伊基本上持较悲观的态度，认为这样的蔓延趋势短时间内难以“叫停”。

还有专家呼唤“第五次工业革命”，以促进全球经济极大发展，这样的经济增长点可能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也可能是新能源、物联网。在这场革命来临之前，还要经历“阵痛”。但对于患上“福利民粹主义综合征”的人来说，如果民众为一时的不满就上街打砸抢烧，只能让国家更“痛”。

在法国，《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到一些有趣的变化，很多富人都是尽量遮遮掩掩，过着“不露富”的生活。同时，舆论对福利民粹主义有了新的认识，意识到一味追求福利与高支出将让法国经济难承重负，最终受害的还是民众自己。“黄背心”运动自“法国全民大辩论”后逐渐式微，媒体上反对“黄背心们”的言论也在增加。目前，对“黄背心”运动的同情率不到20%。去年“黄背心”运动首日有超过28万人参与抗议示威，而一周年之际的示威，全法国只有2.8万人参加。《费加罗报》《世界报》等法国媒体也呼吁，马克龙政府的改革应继续下去。法国最新一期《焦点》杂志则希望政府出台新政策时多向民众解释、多征求意见，尽量避免突发性的社会抗议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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