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为什么不爱投选票了？
据有关机构统计，2020美国大选的投票率达到65%，创自1908年以来的最高值。其实早在二战以后，美国的投票率只维持在50%-60%左右，这也成为了困扰学界多年的难题。为什么美国人不爱投票了？
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公民的公共意识衰落了，更喜欢自娱自乐；新左派认为选举政治变为金钱政治，成为了富人的游戏；本文作者以全新的视角，认为选举中的形式大于意义，政客们已经不关注真正的“问题”了，而是想通过事件给自己立“人设”。
作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乔治敦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小尤金·约瑟夫·迪昂见证了美国五十年的文化大战，文本摘编自他的名著《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
一
美国人说，政治和他们无关
正如詹姆斯·A。莫伦在他才华横溢的著作《民主的愿望》中指出的那样，美国政治的特征是“又害怕又渴望”。这害怕是一种“对公共权力威胁自由的恐惧”。这渴望——据布朗大学的政治科学家莫伦所说——是对“直接的、社区的民主的替代性信念”，即相信美国人能“抛开政府直接管理自己”。换句话说，美国人既渴望不受妨碍的个人自由，也渴望一个强大的共同体，能够通过民主决策，公平、自愿分配负担、分享利益。
“感觉好就做”的左派拒绝那些借助法律力量推行的传统道德规范。企业主右派拒绝通过税收与管制滥施同情。新左派和推行“伟大社会”方案的更传统的自由派相信，联邦政府能够授予、加强地方社区自我组织、自发行动的能力，甚至不排除通过在街头、法庭里同市政当局和联邦政府的斗争而实现这一点。1980年代的右派同样看重“授权”，他们以牺牲联邦政府和各色官僚的代价，寻求给予个人和地方社区更多的发言权。
1960年代的左派和1980年代的右派都要同单调乏味的官僚政治和常规政治决裂，在他们各自的努力中，他们都希望追求一种更高的公共生活愿景。最近三十年的悖论是，左派与右派的高蹈追求，使得他们双方离全体选民的实际关切都越来越远，以致看不到世纪末美国所面临的挑战。
左派的道德主义使左派看不到中产阶级愤怒的合理原因。中产阶级反对越来越重的税负并不是自私的表现，而是对难以维持一个中产阶级生活标准的正常反应。对犯罪率上升的愤怒并不是一种隐蔽的种族主义，而是表现了对社会似乎正在失去控制的真实恐惧。对福利项目的不耐烦有时是种族成见的结果，但经常也不过是要求某些关于工作的价值的基本规则要适用到所有人身上。那些宣扬“传统家庭价值”的人并不必然是反对“另类生活方式”的顽固分子。他们往往是这样一些家长，担心新的家庭关系和变动的道德标准对自己的孩子产生不利影响。那些抱怨政府项目低效率的人并不总是反政府的反动分子；在很多情形下，那些项目确实无效，官僚系统也确实反应迟钝。
右派也应当为他们误入歧途的道德主义承担责任。要求妇女平等权利的女性主义者并不是把孩子放在第二位的自私鬼；他们是理性的人，不过是对一个已经大变的世界做出反应，并愿为其做出自己的贡献。要求宽容的同性恋者并不是有意冒犯异性恋世界，他们仅仅要求不再被找碴、嘲笑和歧视。右派最大的盲点就是对经济不平等漠不关心，供给方政治学巧妙地掩盖了这种冷漠。供给派观念的核心是一个以常识支持的观点：我们得到的，比我们纳的税少。供给派建议针对工作、储蓄、投资减税。但是，里根税收计划的净结果，却是增加了对中产阶级大多数成员所从事工作的税收，供给派的减税不成比例地惠及富人的储蓄与投资。社会保险税还有州税、地方税一起上涨。1980年代临近结束时，中产阶级感觉上当了。他们投票支持减税，但几乎一无所获。因此，要求“公平纳税”并不是出于阶级的嫉妒或者掺了水的马克思主义，而不过是中产阶级认为他们应该为投票支持里根得到应有的回报。
由于左派和右派短视，美国政治在面临更大的紧要议题时却总是陷入一系列狭隘的意识形态争斗。当美国人为宗教右派斗得不亦乐乎时，日本和德国的实业家们赢得了美国市场的巨大份额。当左派与右派争论种族配额时，所有美国人的平均实际工资停滞不前。当迈克尔·杜卡基斯和乔治·布什讨论威利·霍顿和《效忠誓言》时，储蓄和贷款行业正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当政客们在死刑问题上相互叫嚣时，正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生于生活机遇惨淡、其成员更有可能成为犯罪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城市下层。当保守派和自由派争吵政府和私人企业谁才是效率的源泉时，美国的健保体系——一个公共与私人支出的大杂烩——消耗了国民生产总值前所未有的巨大份额。当1960年代的老兵继续争辩越南战争的意义时，共产主义几近崩溃，一个新世界诞生了，而这个新世界比起旧世界，可能更加危险，但绝对更加难以捉摸。
因此，当美国人说政治跟他们的实际生活没有关系时，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对的。正如马丁·谢夫特和本杰明·金斯伯格所言，随着时间流逝，通过选举过程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少。相反，政治争斗通过法院裁决、国会调查、媒体披露获得解决。如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更少民主的政治，选民的无权力感越来越强烈。
同时，仅仅是汹涌涌入选举过程的海量金钱就使得选举越来越成为一项技术官员的事务。民主政治本来是形成公共辩论、说服公民伙伴的过程。现在，它变成了一个精耕细作的圈内人产业，其中占上风的是那些熟稔于基金募集、民意测验、媒体公关以及竞选广告的人。
二
从“问题”到“议题”
美国人恨现在的实际的政治，因为我们丧失了对于公共的善的感觉。在最近三十年的政治两极化过程中，政治不再是一个人们解决纠纷、寻求救济、向前走的审议过程。现在，当美国人看政治时（30秒的电视新闻片段，或者更让人满意的如《夜线》或者《麦克尼尔和莱勒新闻时间》这类形式），他们单凭直觉就会明白当今的政治并不寻求解决问题。它关注的是找到一个姿态，提供短期政治利益。当我们讨论“议题”而非“问题”时，就泄露了其中的奥妙。问题是被解决的，而议题仅仅是被政客用来分裂公民、提升自己形象的。
1990年代，美国人正在寻求修复公共事业（public enterprise）与共同责任的政治，他们知道，没有这些东西，近三十年获得的个人自由的好处将受到威胁。事实上，美国人正在寻求1960年代政治与1980年代政治之间的平衡。对于保守派，美国人接受詹姆斯·威尔逊创造的格言中体现的理念。“长期来看，”威尔逊宣称，“公益仰赖于私德。”自由派往往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总是能看到“结构性问题”，例如导致社会衰败的首要因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但是社保方案的设计者需要明白他们究竟要努力促进什么价值和“德性”。价值无涉的社会政策本身在语词上就是自相矛盾的。
对政治的愤怒是1990年代开端的显著特征，在愤怒当中，也出现了左派、右派都在寻求冲破意识形态枷锁的希望的征兆。政策分析家们吸取了1960年代左派和1980年代右派的核心理念，正在转向那些旨在向个人“授权”的方案。这意味着类似《退伍军人法案》那样的扩张广大中产阶级住宅所有权和高等教育机会的计划，以及寻求增强穷人力量的众多试验—代金券，社区管理学校，公共住房。体现了一些年轻保守主义者想象力的授权与分权“新范式”的长处是，认真对待政府在增加机会方面的角色，即便一部分的保守主义者仅仅是想借用这些理念去摧毁官僚体制。自由派应当支持保守派沿着公共参与的道路走下去，而不是立即拒绝这些理念。
三
美国选民心神不安地做出了妥协
三十年来，我们把道德辩论附加在政治制度上，并将政敌看作道德上的麻风病人。从对政治的普遍嫌恶来看，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一个真正的道德政治不能是狭隘的、说教的。很多选民非常明白，复杂的道德问题不会被轻易解决。他们承认，生命权运动和支持选择权运动都是拥有良好意愿的人们推动的。很多个人对双方的论点都赞同。
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如果我们要结束对我们的政治造成如此扭曲的这场文化内战，那么我们必须开始实践某种宽容与理解。我们要让政治去处理它善于处理的事情—像学校与道路、教育与工作那样的实际事务。自相矛盾的是，我们期望政治解决的问题太多，以至于我们已经削弱了政治的可能性。
在通过政治制度打了多年文化战争和道德战争之后，选民正在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它能将宽容与对家庭、工作价值的基本承诺结合起来，也能将同情与法治结合起来。美国人乐于接受1960年代解放的很多东西。他们同样乐于接受1980年代重新发现的某些“传统”规则和价值，对社会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1990年代，我们面临一次抉择，要么我们重打旧仗，让1960年代和1980年代对立起来；要么我们尝试往前走。
如果说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积极的征兆，那就是即便意识形态的顽固分子也对意识形态争论越来越不耐烦。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世界政治的新转向。左派与右派的知识分子终于认真对待彼此的理念了。再没有言论认为自由主义是美国唯一重要的意识形态，也不会随随便便对政治敌手的观点不予理会。执掌权力十年之后，保守派终于承认，很多问题不是自由派造成的，这些问题当中有很多难以解决。
自从1940年代晚期小亚瑟·施莱辛格提出他的“中枢”论，以及1950年代丹尼尔·贝尔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以后，美国已经走过了一段长路。旧中枢已被破坏，部分是被历史事件—尤其是越南战争所致，部分原因则是它对来自左、右的挑战的傲慢忽视。“意识形态终结”的宣告来得有点儿太早。结果，美国在基本原则上争斗不休，从战争与和平到种族与女性主义。
但是，美国不耐烦的中产阶级厌倦了政治对抗，这种对抗，似乎与国民面临的生活水准的挑战，以及在世界中美国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无关。看看最近二十年所提供的选择，美国选民心神不安地做出了妥协，指望共和党在白宫决定大政方针，指望民主党在国会抵制共和党的大手大脚。这是一种丑陋的妥协，选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结果，即便他们别无选择。
因此，选民的确越来越期待无须冒过多变革的风险、又能反抗现状的方法。就这样，在1990年，限制议会会期的措施成功了，两位谋求州长职位的无党派人士成功了，佛蒙特州一位独立的社会主义人士成功了，明尼苏达州一位缺乏财政支持但具吸引力的古怪左翼教授成功了。就这样，出现了两党现任州长一州接一州的溃败。
四
福利改革——不断扩大的共识
一种将恢复大众信心的政治的中心主题必定是：给予广大美国中产阶级所从事的工作以回报。对于实现上述目标所必需的一些步骤，存在着不断扩展的共识。
首先，对于中产阶级和穷人，税制必须变得不那么沉重；尤其是对为人父母者，无论是单身的还是已婚的，税负必须减轻。未来的任何税收改革都必须以下述内容为目标：使税制更加累进化，从降低薪资税、扩大养育年幼孩子的父母的税赋免除开始。造成的税收下降可以通过以下手段找齐：提高对富人收入缴纳社会保障税的比例，同时限制政府收益（包括减税）流向富裕阶层。
福利改革的第一步必须是增加流向工作穷人的收益。他们遵照这个社会声称应当信赖的所有规则生活，但是获得的回报很少。1990年收入税收抵免扩大，就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收入税收抵免应当进一步扩大，所有工作的人都应当有医疗保险的保障。同时，必须让最贫困人群的孩子有进入职业群体主流的可能。这意味着扩大学前儿童的医疗、营养补给和教育项目，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贫困和破裂家庭的儿童。这样的项目有可靠的记录。流向这些儿童的资金的的确确可以视为一项精明的投资。应当鼓励每一个人都对自身进行投资。这意味着扩大如下途径：接受大学和中等职业教育、接受再培训项目，以及为工作做准备的年轻人的学徒项目。
最终，如果年轻人被鼓励以时间而非金钱偿还学生贷款以及其他政府利益—花几年时间从事教学、警察工作，或在军队服役，或为穷困人群提供医疗服务—那么我们公民之间的纽带会得到加强。通过建立起给政府机构输送年轻血液与理想主义的常规渠道，这样的项目也能提高政府机构的士气。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些人将受到鼓励，把一生奉献给公共服务事业；在这样的奉献很少受到鼓励的社会里，这是件大好事。
本文节选自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
作者： [美] 小尤金·约瑟夫·迪昂
原作名： 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
译者： 赵晓力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世纪文景
出版年： 2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