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越南到底谁说了算？
越南，作为这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似乎是与我们在同一阵营的，但实际上我们又与越南有过不少龃龉，而且就他们的社会形态和制度来说，似乎又与我们有所差别。
尤其是近年以来，越南进行了不少政治变革，令越南出现了房宁先生口中的“最高权威扁平化”的“弱王”现象，简单来说，现在的越南，似乎谁说了都不算。
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虽然越南离我们很近，但其实大多数人还是不了解越南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个成立于1976年的年轻国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采取的是一党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越南共产党是越南唯一合法的政党，而其最新一部宪法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越南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指导思想。
越南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国会”，类似于我们的全国人大，同样越南还有一个类似于我国“政协”的组织，名叫“越南祖国阵线”，其在越共的领导下组成统一战线，成员组织包括越共、军队、各种联合会和行业协会等等。
就这么来看，其实越南从政治上来说是一个与我国十分相近的国家，甚至连改革都追随着我们的脚步：在我国实行改开之后，越南在1986年宣布实行“革新开放”，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
但实际上越南与我国有着一向重大的差别，那就是越共对于全国的控制力一直处在一种偏弱的状态，甚至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房宁先生所言，越南出现了一种“弱王”分权的现象，一个国家似乎有着许多说了可以算的人，但又似乎谁都说了不算。
权力分散的越共
越共作为越南唯一的合法政党，至少以通常的角度来看，越共应该是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权力核心的，但实际上看起来似乎并不是这样。
实际上，不仅越南国内曾经南北分治，越共党内也分为南北两派，北部河内地区以越共现任书记阮富仲为首，南部胡志明市则推前总理阮晋勇为首，两派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考量。
而越共与中共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越共不设有政治局常委，这导致了越共权力的顶层有那么一点“三权分立”的意思，也就是越共书记、总理和国家主席都有一定的实权，在越共七大之后，越南国会主席也有了一定的实权，因而总的来说现在越南内部有四股说了能算的势力。
在18年以前，越共书记、总理、国家主席和国会主席分属4个人担任，而在18年越南原国家主席陈大光病逝之后，越共书记阮富仲当选国家主席，因而现在实际上在越南的权力顶层还是“三驾马车并行”。
在越南，通常书记主管党务、军队，总理则主管经济，两者因为主管的方向不同，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方法上自然也会有着一些差别。
就以对我国的态度而言，因为阮富仲主管意识形态、党政建设，当然会对有着同样意识形态的中共有着一定的好感，因而阮富仲在与发现越南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都会选择低调处理，这令外界认为阮富仲一派是亲华派。
阮富仲
但国家总理则不同，因为总理主管经济，不管是前任越南阮晋勇，还是现任总理阮春福自然更多的考虑的是国家利益、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
因而他们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与世界更多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搞好关系，再加上现在越南国内经济形势不佳、民族主义抬头，总理也更偏向于用中国来转移国家矛盾。
这就导致了越共内部自身就是分裂的，没有一个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根据民主集中的理论，这个“政治核心”的存在有利于权力体制的稳定，而越共缺少了这样的核心，便导致了越共内部权力扩张和分散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在房宁先生严重，这可能是民主集中制开始瓦解的表现。
阮春福
并且，因为有着这样权力分散化的趋势，越南国内的其他势力也开始渗透进入党内，这主要是指以知识分子扮演的智囊团为主的“外援”。
如今，越共主要的领导人都拥有着自己的智囊团，这就意味着，代表着政治、商业或者其他方面利益的各方势力都能够渗透入越共内部，影响着民主集中制的施行，乃至损害人民的利益。
始终未步入社会革命
那为什么越南国内，乃至越共内部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无疑与越南的历史有着重大关系。
我们知道，中共自1921年成立之后，不仅领导中华民族完成了对外反侵略的战争，还完成了对内的社会革命，在废墟上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并且在改开之后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了伟大复兴。
在这期间，中共有着完整而独立的组织、强大领导集体和政治核心，同样有着对于全国强大的控制力和凝聚全国人民的向心力，这是中共能够领导全国进行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越共则不太一样。从越共的历史上来看，尽管越共成立于1930年，但其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着反对外部侵略的斗争。如在越共成立后，就打着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掀起了反对法国殖民者的高潮；而后在二战期间，越共又进行了反对法西斯、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
日本投降后，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越共再次领导起了抗法战争；在越南南北对峙阶段后，越共又领到了漫长的抗美和南方的游击战争，最终实现了越南的统一。
由此我们看出，越共在其历史上，主要是领导反抗外部侵略的战争，而我们知道，反抗外部侵略最重要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这一阶段，民族矛盾是优先与阶级矛盾的，这一举动体现在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也体现在越共的祖国阵线上。
这导致了越共在越南国内一直都没有形成具有强大控制力和影响力的领导力量，这体现在越共完成国家统一之后，并没有能力像中共一样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革，也无法触动到南方天主教势力、庄园主经济的根本利益，从而形成更大的社会支配力。
内部权力没有“一把手”
越共形成“弱王”的另外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越共内部分为南北两派，这导致了越南的社会资源、组织乃至政治势力上都有着南北两个派系。在没有“政治核心”和强有力的领导集体、领导人的基础上，越南长期以来只能维持着南北的相对平衡。
例如河内地区出书记，胡志明市就出总理，而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越南长期以来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国会主席都有着一定的实权，在地区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平衡之后，南北派系的对峙就更加难以解决了。
在越南内部，书记不是核心、总理也不是一把手，国家主席还有提名和建议罢免总理、最高法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权利，很有可能掌握着国家公检法系统，拥有着堪比书记和总理的实权，这么看起来，越南乃至越共内部似乎就是没有“一把手”的。
一个政党、组织乃至国家没有“一把手”，当然就会显现出一种权力分化的倾向，而派系的斗争更会让这种倾向加剧，最终导致最高权力的更加分散和民主集中制的崩溃。
“谁都不服谁”的新时代
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现在越南也已经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政治家能否成为一国的领导人，已经没有“理所应当”的优势了。
简单来说，在革命时期，一个领导人的诞生大多是因为他们开辟了全新的、能够拯救国家和民族的道路，他们的领导地位是在革命中不断深化的，因而在革命成功之后，他们“理所应当”地拥有了国家的领导地位。
但在和平时期则不同了，政治家们很难再开创出全新的道路来拯救民族于水火，而经济和社会建设所能获得的功劳也不是立竿见影的，政治家们只能比拼口才、纲要，乃至教育背景等等其他因素。
这就导致了政治家们很难完全对另外一个人表示“服气”，毕竟假使大家的教育背景乃至家庭背景都差不多的话，也没有人会愿意承认自己的施政纲要、聪明才智上逊人一筹。
这就导致越南和越共进入了一个谁都不服谁的全新时代，也导致了越共更加难以形成为一个令大多数人信服的领导核心，让越共的权力更加分化。
“无为而治”能救越南吗？
但显然，越共的这种权力分化是不应该继续的，因为这样会导致越南的经济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就像房宁先生所认为的，从目前来看，越共对于越南的领导更接近于一种“无为而治”的状态。这种曾在西汉初年得到实践的黄老之学，虽然曾经形成过“文景之治”的太平，但显然不太适合亟待发展的越南。
因为在西汉初年，政府需要做的是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但在现阶段的越南，越共无疑应该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计划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才能进一步推动越南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想要实现经济的腾飞，无疑是需要政府进行相当程度的宏观调控的，不管是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还是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又或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战略规划。
而越共如今“无为而治”，尽管减少了阶级矛盾，但却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低、实现工业化的启动资金很难取得、工业化仅仅处于初级阶段，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也没有统一的规划、进展缓慢，至今城市化率只有30%，整个国家的发展仿佛陷入了瓶颈。
如果越共无力解决国家谁说了算的问题、不能进一步推进民主集中制的落实，乃至不能制定和落实国家的发展规划，那么越南的经济发展必定会后继无力，到时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