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留海外的中国留学生：连续两个春节在异国度

作者丨张楠茜 编辑丨漆菲

和家人视频通话“云团年”，吃一顿有时差的年夜饭，戴着口罩逛华人街区，第二天照常上课……由于疫情滞留在异国他乡的留学生们，独自一人或两三好友在一起，度过了这个特殊的牛年春节。

“从没在外面漂过这么长的时间。”在美国留学的长沙女孩蔡雅芳说，她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度过了两个春节。本科四年她在北京读书，但每年都能回家过春节，贴春联、吃年夜饭、看春晚，是全家人的必选项。而这个农历初一，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依然高企，加上回国无望，未来不确定，蔡雅芳的春节显得格外孤单。

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的眼中，过去的一年可谓“悲惨元年”。不止蔡雅芳，在日本的留学生杨澜去年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独自熬过呼吸困难的漫长夜晚；在巴西的留学生苗芳因为担心疫情三个月不敢出门，更是拒绝一切社交活动。

每个留学生的生活和学习，都因为2020年而发生了转向，这似乎让2021年的春节显得更有意义——无论未来如何，他们都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强。

2021年的春节，蔡雅芳自己做的饺子_受访者供图

更加思乡的牛年春节

亲手包的饺子排列整齐，是青瓜虾仁和酸菜猪肉馅儿的。这也是蔡雅芳第一次尝试羊蝎子火锅，她照着网上的食谱做，虽然不比北京的正宗，但汤味香浓，还算成功。想做凉菜，但在美国超市里买不到红油辣椒，用墨西哥辣椒酱拌了菠菜粉丝。

美西时间2月12日晚，蔡雅芳拿出手机，给家人直播年夜饭。远在中国长沙的爸爸妈妈，两张脸挤在手机屏幕里，眯缝眼睛仔细看着摆盘，笑着点评几句，也算远程见证宅家许久的女儿厨艺的进步。

留学生的“云团年”有时差。隔着十六小时的昼夜，北京时间2月11日除夕，蔡雅芳没能实时赶上亲朋们在国内的团聚。家里人给她发来了视频和红包。

留学生蔡雅芳在美国的年夜饭_受访者供图

她在2019年8月来到美国加州，进入蒙特雷国际研究院高级翻译学院深造。之后由于新冠疫情的暴发，至今未能回家，其间在异国连续度过两个春节。

像蔡雅芳这样滞留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保守估计至少有大几十万。

2020年4月，国际教育数据平台宜校综合英美等国机构的数据推算，目前在海外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总数约为71万，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留学生约67万，低龄留学人数约4万。

几乎同一时间，据中国教育部官员透露，目前中国海外留学人员约为160万，尚有142万人在国外。其中美国约有41万人，日本、韩国约18万人。

独自在巴西圣保罗大学读研的苗芳，此时已经滞留海外一年多。她的牛年春节过得极为简单，只点了份泰国炒粉；去了趟东方街，很多华人的店铺挂上了红灯笼和春联——在二十几摄氏度的南半球，这里最能感受到春节的氛围。

就读于日本大阪大学大学院（理科）的研究生杨澜，同样独自度过了两个春节。

最近大阪气温回升，平日总是埋头做实验的杨澜难得出门聚个餐。晚上回到家，她收到了中国驻大阪领事馆寄来的新春包，里面除了瓜子、花生和蜜枣，还有连花清瘟胶囊和口罩，这提醒着她，日本疫情仍然严峻。

“今年只想回家。”杨澜说。其实去年春节，还不至于如此思乡。那会儿刚到大阪，她和同学一起去居酒屋聚餐，想着暑假就能回国探亲。“现在是真的难受，两年没回家了。”

为了迎接中国春节，在日本首都东京，作为标志的东京塔如往年一样亮起中国红，并将“希望”二字立于塔上，让在异乡的中国人感到些许温暖。但在蔡雅芳所在的美国西海岸，丝毫没有过年的气氛。她在租住的房子门口贴了副红色对联，看着春联，回想到了一年前，那会儿好歹还能有些欢愉日子。

东京塔2021年除夕夜点亮中国红，首次打出“希望”二字_图源网络

2020年元旦前夕，蔡雅芳刚刚结束第一学期，从繁重的课业里暂时挣脱出来，于是和几位留学生租车前往旧金山游览，去了金门大桥、双子峰、艺术博物馆……

在作为地标的渔人码头，有放烟花庆祝新年的活动，来来往往的人们欢呼雀跃着。蔡雅芳望到前面有一对恋人，女生依偎在男生身上，天空是五彩斑斓的烟火，背影很浪漫，她拍下了这一幕。

“当时大家还不知道病毒是什么情况，我们看着烟花那么美，觉得2020年应该是崭新的一年、有不一样的感受，充满了期待。”蔡雅芳说，未曾想，接下来却是更为艰难的一年。

2020年元旦节，蔡雅芳在旧金山拍下看烟花的情侣_受访者供图

令人心惊胆战的2020

去年春节，蔡雅芳看到一组照片，最热闹的长沙解放西路空无一人，二十年来她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她虽人在美国，却担忧国内，跟父母打电话嘱咐安全；每天在朋友圈分享疫情新闻，希望更多人看到。

很快，美国也暴发了新冠疫情。从1月21日西雅图出现首例确诊病例算起，短短两个月内确诊病例超过了10万人次。

2020年3月17日，蒙特雷也发现了两例确诊，蔡雅芳囤好物资不再出门，她能感受到气氛的紧张：口罩变得难买，留学生想办法募捐和搜集防疫物资寄回国内紧缺的地区；学校改为了线上授课；公路上竖起路标，警告驾驶员不要聚集；平日人来人往的海边，从不戴口罩的美国人也开始戴上口罩。

加州山火期间蔡雅芳家窗外_受访者供图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这让蔡雅芳倍感焦虑。那是她感到最无助的日子，除了担心病毒，更害怕会遭受种族歧视。

彼时，苗芳所在的巴西也变得愈加混乱。巴西总统伯索纳罗采取宽松的防疫政策，不但自己违反防疫规定、多次参加集会活动，还扬言，自己已经感染新冠病毒并且自愈。此外，巴西多名部长级官员也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

巴西人也不戴口罩，就算戴也是花花绿绿的自制布口罩。上个月，苗芳的导师开车到她家来借了几个N95口罩。苗芳不敢邀请导师进门，只好站在门口聊天，才知道因为导师的儿子要高考，担心儿子在考场被感染，来拿口罩救急。

苗芳拒绝一切社交邀请，每天待在家里，除了倒垃圾和购物绝不出门。疫情也带来经济下滑，超市里的面包涨了价，但人们却得忍受失业和降薪，一些夜晚，她听到对面楼传出敲打锅具的声音，那是民众在发泄愤懑的情绪。

巴西圣保罗的东方街_图源网络

和苗芳一样，蔡雅芳的生活也只剩下学习和

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让活在夹缝中的留学生感到胆战心惊。去年5月弗洛伊德事件后，即便在仅有3万常住人口的蒙特雷，也有很多人举着示威牌走上街头。7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出台新规，称留学生所在学校如果下学期全部采取远程授课，学生F类或M类签证将被取消，在美的学生则面临遣返。迫于各方压力，ICE后来取消了这一政策。

不止疫情严重，山火也迫近了。2020年夏天，加州大片土地遭遇山火，燃烧面积达到近1.6万平方公里，将近北京市的面积，并导致31人死亡。蔡雅芳所在的蒙特雷，空气中也有烧焦的气味，有同学因为山火不得不搬家。她则被困在家，不敢开窗，因山火飘来的灰尘使得昼如黄昏，感觉恍如隔世。

2020年加州山火_图源网络

计划都被打乱。蔡雅芳本想夏天回国内调研，顺便回家。但因为疫情，中美双方的航班熔断、美国政府颁布旅行禁令，她不得不退票。

同样，苗芳去年4月初就买了回家的机票，担心路上感染病毒，想等巴西情况好些再说，疫情却愈演愈烈。国内严苛的防疫政策也变得更严格，从要求核酸证明加双周隔离，到登机时提供48小时内的双阴性证明。

从巴西回国无法直飞，苗芳需要先在圣保罗登机前做核酸，十几个小时飞到中转机场后，再做一次核酸，回国后再隔离21天。“巴西入境也要阴性报告，万一到了中转国检测出阳性，那真是中国回不去，巴西也回不来。”尽管父母多次提出让苗芳回家，但反复商量，大家认为还是待在原地更安全。

“要死也得等回国再死”

对于很多人来说，过去这一年能活下来即是胜利。

杨澜2020年熬过了两场磨难。去年1月，她骑自行车时被机动车撞了。当时她感觉自己悬空转了两圈，接触到地面时全身疼痛、大腿流血。后来对方被判定全责，杨澜独自住了7天医院。

恢复身体后，杨澜继续在家附近的便利店打工。由于晚上在实验室结束的时间不固定，她只能选择早上打工。

包括杨澜在内的在日本的留学生，大多会选择打零工补贴生活。每天早上，她都能看到行色匆匆打早工的同仁，“按规定，留学生一周只能打28小时的零工，有些人把所有时间都用上了”。

12月份杨澜家附近的景色_受访者供图

从1月中旬日本发现第一例新冠确诊病例起，短短一个月增长到400多例。但当时日本政府还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民众的防疫意识也不足，杨澜打工的便利店为了保证服务质量，甚至不允许员工戴口罩。

到了2月底，杨澜疑似感染新冠肺炎，高烧一个星期。她自己在药店买了退烧药，配上连花清瘟胶囊，第二天早上退烧，但晚上又烧起来。她打算去医院做核酸检测，但因为东京奥运会的原因，医院对检测人数进行限制，只给她开了药。

有一天下午在学校，她突然浑身不舒服，早早回家休息。夜里突然呼吸不上来，她夜里11点给爸妈打电话，边哭边说：“我想回家，要死也得等回国再死。”

“出车祸的时候都没哭，但呼吸困难那晚哭了。”杨澜说，当时真的以为自己会死在日本。

后来有一段时间她没再出门。室友帮忙买菜放在厨房，等室友离开，她再去厨房做饭。当时买不到酒精，杨澜用学校的乙醇自制消毒酒精；吃医院寄来的汉方药。慢慢的，她的身体总算恢复了。

春天，日本进入紧急状态，所有的入学式和毕业式都被取消。杨澜所在的研究室改为每周线上开两次会，进行文献分享和任务布置。

6月紧急状态解除，杨澜回到实验室，变得更加忙碌。她再度回到打工的便利店时，入口处摆上消毒液，店内广播也循环播放“进入本店必须佩戴口罩”。但还是会遇到一些不愿戴口罩的老年人，任凭劝说也无用。

刚到日本就遇到疫情，杨澜几乎完全困在家里，根本没机会交到新朋友。“我已经好久没和人说过话了，感觉快自闭了。”

所有留学生都有过“自闭”的感觉。苗芳所在的圣保罗大学从去年3月开始就转为线上授课，到了12月学校课程结束，什么活动都没了。“整个人是受不了的无聊，每天躺在家里都不知道要做什么。”苗芳说。

在美国，蔡雅芳宅在家中，睡眠时间也一点点被侵蚀，她每晚都极难入睡，且容易惊醒。

蔡雅芳最长接近四个月没出过门，从房间到大门是仅有的活动范围：买东西用手机APP，倒垃圾最多走到门口。到了10月，她已经严重失眠，脑中好像有个阀门，一到晚上就打开，现实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令她倍感焦虑。

杨澜收到领事馆的新春包_受访者供图

日本的疫情也是反反复复。去年10月，日本政府为了振兴经济，推出 Go to travel 和 Go to eat券，鼓励人们在国内旅游。杨澜也购买了消费券，吃烤肉和寿司。到了11月，杨澜明显感觉到，大家对疫情变得疲惫而松懈，每天在研究室待十几个小时，只有在跟老师汇报的时候才会戴口罩。

杨澜来日本之前，本想春天看樱花，秋天赏红叶，冬天泡温泉，但每次刚要迈出腿，都因为新一轮病例的增加而取消。2021年的元旦前夕，她本想去东京，但当时东京新增病例达到944例，创下疫情暴发以来的单日新高。最终，她只得改在大阪跨年。

“对生命的认知加深了”

蔡雅芳还记得2019年8月刚到美国时，飞机在旧金山机场落地，接着坐大巴来到蒙特雷。这里以旅游和休闲著称，人们坐在海边小店吹着海风，观察海滩上懒洋洋的海豹和海狮，她被这一切所吸引。“一切都是崭新的，有很多好奇和期待。”

2021年1月，经历了一年的疫情，蔡雅芳跟同学再度来到海边，疫情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很多热闹的小店已经关了门。

延续不断的疫情让世界变得更为撕裂，但她也头一次觉得，这个世界的动向和她如此“息息相关”。

疫情期间，蔡雅芳帮朋友翻译了一部武汉抗疫的纪录片，守在屏幕前看原片时，她看到曾经去游玩过的黄鹤楼、武汉大学和东湖，想到这一年发生的一切，哭得稀里哗啦。

“这一年，我对生命的认知加深了。”她说，“以前，出门、和人交流、去超市买东西……随时可以实现。但是疫情突然断掉了一切日常，你觉得理所应当的，其实不是理所应当的。”

如果没有疫情，蔡雅芳打算毕业后继续深造，学习国际贸易与经济外交。但当授课改为线上以后，她改变计划，打算先找找工作。

昔日蒙特雷的海边_受访者供图

对杨澜来说，去年最大的改变是更加独立和坚强。去年7月底，她从合租房里搬了出来。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一个人住，虽然偶尔会有点寂寞，但感觉更自由了。

今年9月，杨澜将迎来硕士结业，她打算攻读博士，回国就更显得遥遥无期。研究生期间，杨澜一年所有的假期总共不超过21天，回国之后光是隔离就超过两周，假期显然不够用。

苗芳也在去年搬了家。疫情前，她住在学校旁边，既方便上学也省钱。租住在大院似的地方，每人一间房，厨房共用。疫情暴发后，她得自己做饭，担心人多易感染，就找了一间单身公寓。新住址距离学校远，但价格合适，只是晚上会听到附近流浪狗的集体吠叫。

疫情之前，苗芳考虑去美国读博，一直在准备语言考试。但随着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激增，加上特朗普政府针对留学生的政策不断收紧，她感到极大的不确定性，决定留在巴西继续读书。

苗芳很想念去年元旦时去墨西哥旅行的经历。她与一位当地老妈妈攀谈许久，“她问我想吃什么？来自哪里？还有在哪里读书……”苗芳说，那时新冠疫情还没暴发，人们也不用戴口罩，可以看到彼此温暖的笑容。

（实习生李菁晶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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