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为何不应看衰中国经济？
文 | 俞岚
同样的数字，对于不同的经济主体，基于不同的视角，会有迥然不同的反应。比如6%的GDP增长率。
2020年的全球经济可能好于2019，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是中美贸易战。2018年7月，IMF预测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9%，高于2018年的3.6%，也高于1990至2007年的3.74%。由于中美贸易战导致全球经济同步放缓，全球经济增长率下调到3.0%，全球贸易增长率下调到1.2%。元旦前后，预计中美贸易磋商将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这对世界经济无疑是一个利好。
2019年，中国GDP增幅大概率会保持在6%或略高的水平。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收官之年，稳是大局。从11月制造业PMI先行指标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先行指标强劲上升、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由负转正等，可以预期，2020年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保持在6%左右的增长率，是有现实基础和依据的。2020年，最大的不确定性仍是贸易战。最令人担心的是科技战、规则战和金融战形势是否会急剧恶化。
以下几个方面是引起当前经济形势判断争论的焦点。
其一，世界经济的趋势性减速是全球化的阶段性特征。
如果说对经济的规律性认识还有共识的话，周期性特征显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经济与自然的共性之一是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不是一条始终上扬的直线，而是一条有峰有谷的曲线。
比如，在1981-2000年期间，美国、中国、日本、巴西、印度等经济体增长强劲，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依次为3.4%，9.9%，2.9%，1.8%，5.4%。2008年至今，除印度增长7.1%外，美国、中国、日本、巴西增长速度显著放缓，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依次降至1.6%，8.1%，0.5%，1.6%，印度近期也已连续7个季度放缓，前后数字的对比与变化恰是经济周期使然。
既然经济周期是规律，那么GDP增速下降则是该规律具体而微的表现，是全球宏观因素和变量的合成结果。至少从经济规律认识的角度出发，这不过是经济周期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变化而已。然而，1990年至2000年全球人均GDP增长率为2.7%，2001至2008年为8.8%，2009至2019年为2.0%，与金融危机后的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有直接关系。
第二，GDP增长速度换挡是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程度加深的必然体现。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循环和产业链分工始于改革开放，于2001年加入WTO后进一步提速。由于基数小、基础薄，加上政策红利、人口红利、资金红利、技术红利等合力，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中国经济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高速度增长。
但既然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无法成为独立于世界经济周期的独立事件，那么，期待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仍然维持较高甚至两位数增长的想法，显然缺乏理论和实践的逻辑，特别在经济周期的调整阶段。
所以，GDP增速回调正是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并全面参与全球分工的必然结果，是全球同此凉热的中国镜像。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2009至2018年，中国经济对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4%，同期美国经济贡献率是24.8%。2008年底中国宏观杠杆率是142%，2017年底是256%，中国付出114个百分点杠杆率增加，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泥潭做出远大于美国的历史性贡献。其中，包括危机后美国以中国要承担全球经济再平衡代价所施加的巨大外部压力。
显然，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前期是相对指标特别是增速的贡献。进入超大经济体行列后，则主要变为绝对指标特别是增量的贡献。
全球经济的中国速度和中国经济的全球嵌入，是GDP增长数字的一体两面。既说明全球化进入了调整优化期，也说明中国经济逐渐成熟，从简单的粗放规模型向复杂的精确质量型转轨，看上去不甚理想的数字，反映的是恰恰是理想的方向和轨迹。
第三，中国一体化的全产业链体系具备相当的自我修复能力。
如果说改革初期中国经济的生产特点是比较优势，产出特点是量大价低的话，那么，现在的中国经济生产特点是全产业链，产出是质优价低。前者更多的是产业链点的突破，后者更多的则是产业链系统性整固。从产业的角度，中国制造业体系完整及配套设施齐全，全产业链优势明显。
在经济的数量性指标表现差强人意之时，经济的质量性指标却在同步改善，并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2018年，中国研发强度为2.19%，投入研发经费金额接近2万亿人民币。2019年，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为第14位，比上年提高了3位，比前年提高8位。
单纯几个序列的数据改善或许缺乏说服力，但在全球经济放缓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实现6%左右GDP涨幅本身，就客观体现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内在稳定性和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
第四，中国在全球经济变轨的定位契合科技驱动的大势。
甫入全球竞技舞台，中国的角色相对固定于供应链中低端，彼时全球经济仍处于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初期。现在经济已进入数字化时代，是与前三次工业革命有本质区别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从经济驱动要素的角度而言，之前的主动力是劳动、土地和资金，现在的主动力则是智力、资金和科技。科技是新经济的主题，数据是新时代的石油。
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过去在于成本端。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已然形成了一定的系统性优势，虽然科技创新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在技术应用上已经把巨大的市场容量转化为强大的竞争力，并在某些共性技术层面具备了国际领先水准。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WIPI）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创新者共提交了330万件专利申请，同比涨幅为5.2%。中国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占到去年全世界专利申请量总和的近半。全球5G专利中国阵营占比达42%。
科技成分和技术含量的提高，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基础能力与发展潜力的有机契合，体现出在全球经济模式变轨时中国所处的位置相对领先。面对同样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未来，中国经济至少技术层面的比较优势明显。
第五，分配与社会保障给予经济发展必要的安全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在生产端与西方国家共性多于个性，而在分配端则个性多于共性。中国的分配制度兼顾不同群体，有效地通过就业率的长期稳定和收入差距的适度管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财富差距过大和贫富严重分化，使得经济成果被尽可能多地均衡分享。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事实上实施了不平衡发展战略，金融危机后转向协调发展战略。现阶段，则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特别是扶贫攻坚。
改革开放40年来，在现行联合国标准下，中国7亿多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中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连续6年平均每年减贫1300多万人，预计2019年减贫人口将超1000万，并计划在2020年全面打赢贫困歼灭战。
这是社会责任的经济工程，是经济成果的社会校正，是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这一时代主题的中国实践。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明的进步。通过就业率、收入分配指标、贫困率等，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坚实，与全球经济关注社会效益和环境的大趋势高度一致，并具有诸多的制度优势和机制空间，因此经济发展的潜力犹在。
第六，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范围效应、信息效应和平台效应，具有竞争力。
新经济的特点是数字，经济转型在于数字化转型，而数据是其血液。无论是大数据、云、量子计算、人工智能，还是5G甚至6G，所需数据量之大、范围之广、深度之深、颗粒度之细，是传统经济无法企及的，而这一切都需要大市场和大场景。
中国市场从深度和广度、存量和增量上，都具备其他经济体无法比拟的竞争力，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已予以充分证明。2013-2018年，中国电子商务行业交易年均增长率达到27%。
现代科技不仅依托于原创性，而且高度依赖应用场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应用场景。这一优势在数字经济时代将进一步发挥作用，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注入规模效应、范围效应、信息效应和平台效应。
第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是中国推动全球化升级的宣示。
在WTO规则框架内，中国形成了全球第一进出口国家的地位。201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4.6万亿美元，占全球比例为11.8%，同比增长12.6%。
即便在贸易摩擦频出、贸易壁垒高企的背景下，2019年前11月，中国贸易顺差同比增长34.9%，中国对外贸易相对稳定，从侧面展示出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制造业国际化更是处于较高水平。比如，华为2018年半导体采购支出达211.31亿美元，同比猛增45%，超越戴尔、联想，成为了全球第三大芯片买家。在供应链和产业链上，中国不仅几乎全部参与，而且在诸多重要节点达到领先水平。
今天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下一步将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重点是推动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中国新增设立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6个自贸试验区，使自贸区增至18个，并将深圳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使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更加完善。
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彰显中国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决心，而经济的开放程度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已经被理论和实际所充分证明。因此，中国经济的外部动力也会驰而不息。
上述七点，不过是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几个侧面。越是有挂一漏万，越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越是对看衰中国经济的短视和错觉的否定。
经济转型在即，行动方是关键。
（作者为中国新闻社经济部主任、国是直通车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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