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互联网叙事改变的中国绿卡故事
撰文 / 骆华生
编辑 / 王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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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早上，刚过10点，小闫就起床开始发布投票微博。这天是倒计时的最后一天，她手脚麻利地打开微博，把存好的图片上传到微博。尽管这个事儿在疫情期间热度不过，但在她的世界里，围绕永居条例的战斗已经持续了1个月，她不容在这个最后阶段有失。虽然评论里有人提醒她，话题已经被压下去了，小闫也鼓励地说，还有两天，“还是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小闫原本只是个追星女孩，日常微博只是发发明星、贴贴日常。不过，从2月27日开始，她的首页就长期被“反永居”占据。反永居指的是反对2月末发布的《外国人永久居住管理条例》的意见征求稿。作为一名中国公民，她坚决反对这个“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的条例。她给我展示了一份来自台湾政论主持人黄智贤的微博截图，上面写着，“中国的存在意义，也许只有中国人自己明白”。
时间倒回到2月27日。那天晚上，司法部通过官方渠道向民众公布了《外国人永久居住管理条例》的意见征求稿。当天晚间，司法部以为中国引进海外人才为目的，发布了这一条例的征求意见稿。被称为中国绿卡的永居条例，涉及民族认同、资源分配及特权阶级多个议题，牵动了阶级、性别、价值观原本就敏感的话题。
小闫说，她最担心的是永居条例与超国民待遇挂钩。事实上，虽然《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针对外国人入华投资、婚姻、学历都做了极为严苛的规定，但永久居留外国人不受外汇限制。在她看来，这就有可能演变为资产海外转移的迂回操作。而永居条例也未针对犯罪记录做出限制，微博上甚至有人称，“这是把洋垃圾给请进来了”。而无论是传说中的广州10万黑人、抑或去年喧闹一时的大学学伴事件，在小闫看来，“是否能真正的引进优秀人才还是需要考虑考虑”。
事实上，虽然中国在过去15年里发放的绿卡不超过8000张，但当小闫和她的朋友们意识到苏州已经成为开放永居管理试点时，还是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
图/视觉中国
带话题、一键发布、转评，一系列操作完成后，自互联网中成长的一代，当国家需求、民族认同和个人利益相互撕扯时，这样完成了互联网时代的公民意识救赎。小闫开始每天在微博发布投票方式汇总，包括小程序、邮箱和网站等多个渠道，并在评论里指导粉丝应该重点投哪几条。
在一些豆瓣小组内，每天都有人重发一遍投票链接，并告诉所有人，“把重心放回到该关注的事情上来”。
成为舆论场的中国互联网产品变得格外重要起来。对于任何失控的公共事件而言，以微博、豆瓣和知乎这些社区产品为界，小闫和她的朋友们都会组织动员，表达自己的意见。当舆情在过去的2个月里数次反转，中国公民出于过往对于“洋人”的经验判断，对于这个公共议题表达出了更为强烈的参与意愿。
当互联网在线上重构了人和社群的组织形式，一个公众议题往往就像在水面丢下一颗石子，能够激起剧烈的回响。这是用户的意志，也是平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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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小闫几乎每天都要重发一次投票微博。作为小闫原本的追星大本营和如今的反永居条例第一线，2019年12月时，微博的月活用户已经达到16亿。她对如何在这个平台上发言已经轻车熟路。
作为追星粉，小闫深知控评的力量。2015年时，因为评论破1亿，归国四子鹿晗拿到了世界纪录，也收获了被吴晓波称之为奇迹的流量。即使后来被诟病流量造假的蔡徐坤，也无法否认他顶流的地位。随着用户的稀释和微博本身门槛的不断放低，广场属性必然导向只有最大的声音，而没有最权威的声音。兴趣等垂类板块以外，超话、热评、点赞等产品设计决定了“有理即在声高”，换句话说，只有热赞和热评才能让人看见。
例如，在《人民日报》一条永居条例相关微博下方，“坚决反对”和“不同意”因为点赞数超过11000和8000分列第一、第二。因为用户评论有门槛，转发没门槛，部分控评行为还导致出现了“评论转发两个世界”的奇特景象。例如，作家王小山的一条感叹“年轻人没看过意见初稿，太糊涂了”的微博评论只有500多条，但4000多条转发则大多为“王小山脑子进水了，外来垃圾必须反对”。
让官方听到自己的声音是小闫唯一的目标。转赞、评论、发博，三位一体，小闫几乎每天都会带上话题#外国人永久居住管理条例#。在此之前，还有人在她的微博评论下提议，应该去官媒的置顶微博下留言，然后控评热赞。由于微博的覆盖面包括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等党政宣传机构，被视为最有效的意见诉请方式，例如此前层出不穷的微博求助。
与此同时，在豆瓣小组内，即使话题已经被综艺节目、明星事件等冲淡，仍然有人记得每天定时打卡，提醒或催促组员投票，在人数为25万的自由吃瓜基地小组内，有用户每天都会上传自己的投票记录，即使响应的组员越来越少也毫不在意。在3月6号的打卡贴中，还有用户分享了一条《你若还在观望，四十年后你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将会被空降外国人抢得一干二净》的链接，几乎所有回复的网友都因此回复说“已投反对票”。
不同于知乎或微博的广场式属性，病毒式的信息传播方式更适合封闭的豆瓣。无论是早期的八组出征抑或去年的周杰伦蔡徐坤之争，原本这样的言论会被淹没在互联网的海洋，但豆瓣的特殊之处在于，以小组体制集结起的用户画像高度重合的用户，更适应一致和感性化的叙事。例如，周杰伦和蔡徐坤究竟谁更火的争议就自豆瓣发酵，并最终演变为人群和代际的冲突。因此，养老金这个全民话题就能有效地将每个观众都代入到个体资源被侵占的语境当中。
由于更封闭，意见也更高度一致。即使在类似的帖子中出现了类似“为什么要反对”的质疑，也很快被“我怕外族人抢占属于我的社会资源有什么错”和“计划生育不是为了给黑人挪地方”这样的言论所打压。在豆瓣上，除了有少量意见认为可以有条件放开，绝大多数人都投下了反对票。
就在3月7日，司法部终于回应称，《条例》在充分吸纳公众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之前不会仓促出台。而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小闫就至少学会了通过三个不同的通道表达自己的诉求，虽然在阅读量超过40亿后，有关外国人永居的微博话题就已经无法公开显示，但小闫还是相信，“这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应该允许每个事情有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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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年前，英国UP主司徒建国还在B站上制作了一期视频，讲述拿中国绿卡有多难。当时，弹幕和留言还是以“我是中国人我骄傲”、“觉得自己身价倍增”为主。但一年以后，虽然获得中国绿卡的具体细则没有大规模修改，这条视频的评论却替换为“滚”、“什么人都能进来了”。与此同时，在经由广州黑人、留学生学伴、欧洲难民等多个本国或他国问题的冲击，经由他人叙事或个体经验的总结后，以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为核心矛盾，同一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两个面貌。
在B站董事长陈睿的眼中，B站用户是精神和物质都高度富足的一代，他们比父辈赤忱，也有着更蓬勃的表达欲望。这个表达欲望小到可以是一个vlog，自作曲或舞蹈翻跳视频，但也可以很大，大到可以助推《那年那兔那些事》走红，和共青团中央入驻B站4天视频点击量即超过30万。“如果奇迹有一种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一度是天府事变在B站上传的rap作品里《This is our generation》最多的弹幕。
在罗伯特·席勒的《叙事经济学》中，叙事被视为一种环境、经验所造就的思维定式，例如，美国大萧条时期，不乐观的经济环境让人们普遍有失业的悲观情绪。事实上，当这群在“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观念里长大的用户获得了充分的渠道和对应的可消费内容，其势能便很难阻挡。
而当互联网提供了更便捷的工具，借由发自微博、知乎或豆瓣的专栏或小组讨论，这些用户集中展现了自己的意志，并且由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需要，当反对永居条例被认定为政治正确或叙事范式，批评或异见便不被接受。
如果说在过去几年里，这样的叙事范式还停留在追星这个垂类当中，那么随着用户群体、产品边界及主流价值体现的不断变化，产品的叙事范式也在不断更新换代。就好像微博自最初的公民广场进化为网红平台，并随点赞和转评这一量化标准出现新的叙事方式。
互联网原生一代茂盛的表达欲与移动设备的出货量一起在2010年前后抵达巅峰，当社区或其余互联网产品重构了个体或群体动员和组织的形式，叙事覆盖范围的扩大化，也几乎是必然的。
事实上，2015年时的八组出征，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小闫原本就喜欢追星，但并不妨碍她近几年越来越多地关注明星以外的事情，比如说N号房，“我现有的价值体系并不能让我支持这样的事情”。
与此同时，不同的产品也在导向不同的叙事范式。如同在早期的产品设计中，B站和豆瓣是兴趣分类的社区翘楚，从二次元和兴趣小组两个产品维度出发，因此《大碗宽面》和八组也只有仰赖这样的平台才能存活。而知乎和微博这两个走向极端的观点平台，内容的质量是决定权重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永居条例涉及民族、政体和民生多个角度，过去2个月里舆情的不断反转和被动隔离，都让其关注度难以压抑。例如，在近期一条有关英国藉女婿不愿前往隔离点隔离的新闻下方，与永居条例相关的“洋大人”、“跪久了就站不起来”的评论被不断顶到热评。
而豆瓣则变成了一个小型的战前动员室，在将永居条例的问题的理解门槛简化为养老金、性资源和地方安全以后，因为各自兴趣相同才聚集的网民也在对于公共事件的意见上达成了一致。
而在知乎就《如何评价英国籍女婿不愿集中隔离，上海街道积极为其想办法一事？》这一问题中，尽管展现的是事件背景，但点赞数最高的评论内，也存在“关键不在国籍，在于白皮”这样的表达。与知乎以“谢邀”为代表的个人经验主义相对应的是，点赞数达到12707的回答以“一个普通上海市民”的身份，表示自己生于上海，长于上海，从没见过“一个英国瘪三能让街道办主任兴师动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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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就在过去几年里，无论是豆瓣、微博，抑或知乎、B站等社区，群体叙事都在变得日益连贯。一方面，在商业逻辑上，随着八组等豆瓣小组的走红，大量营销号主动搬运豆瓣内容；另一方面，豆瓣、知乎等平台本身商业化的滞缓，也使得流量变现只能通过充当其它平台才更容易实现。特别是当以年轻群体为首的一代成为互联网主力，他们高度一致的行为习惯使得这样的链接变得更加通畅。
当爱豆和偶像成为这一代年轻用户普遍认同的流行符号，微博就通过超话、打榜和豆瓣小组形成强链接，许多用户把超话当成自己的大本营，再把豆瓣小组作为另一个活动基地。这使得一个叙事思维可以无缝在诸多平台、社区中流行，因为当在一个平台上某种思维成为正确的大多数，那么它就可以通过传导在另一个平台上延续，而极少数的异见早已在“控评”中消失不见。
无论是否欣赏这种在外界看来过于跳跃的变化，改变已经发生。特别是在2019年的下半年，随着家国一体这一叙事抵达高峰，高度集中的思维定势已经形成。去年，牵涉诸多公共事件的微博，让“护旗手”和“支持香港警察”这样的话题成为全民共识。而豆瓣小组、知乎内同样涌现了类似的声音。更不用说双方间用户的重合，使得内容和观点间能够互相搬运，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
在只有一种正确声音的前提下，互联网产品的影响只是叙事技巧的改变。针对永居条例，“只嫁华夏男儿”和“护卫中国女孩”在抖音上走红，有抖音用户在评论里写下，“中国男孩会永远保护中国女孩，只要你们不点头，一个都跑不掉”。这样的言论虽然并不被带有平权思维的主流舆论接受，但并不妨碍它也属于一种政治正确，毕竟它和“中华民族的特殊意义只有中国人明白”本质上又是一脉相承的。
图/视觉中国
另一方面，高度统一的叙事的魅力和风险也在于，出现不和谐音符的可能性也被大大降低。一方面，由于控评、点赞等“个人日报”式行为的出现，更不用说部分社区本身就具有封闭性质，信息茧房最大程度降低了异见出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也赋予了群体意志以合理性与威慑力。例如，此前闹得轰轰烈烈的AO3事件，最初引发举报的导火索，也只是一篇无法满足所有人需求的同人文。
对于本就在过去的历史中习惯了集体意志的网民而言，不同平台基于其各自产品定位、流量收编需求的进一步集中化，更大程度上影响了这种叙事的单一和扁平化。2019年，流量神话接连破灭，但在此之前，基于对数据就是体现艺人商业价值的唯一和可量化的标准的判断，粉丝们打榜、控评和做数据，豪掷千金却也难言收获。
就在小闫这条投票微博的下方，一位网友留言称，“不会真的有法盲投反对吧”，他的留言被这里“正确的大多数”顶到前列，遭遇围攻，“您是哪个大学法律系的教授，你给我们科普一下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