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三大鼠疫，为何中医受挫？如今新冠在

疫情当前，在缺少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国的中医药给了世界一个惊喜，在不久前新闻联播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的报道中，仝小林在当时全市发病率最高的武昌区开展社区中医防控，与当地专家紧急拟定出“1号方”，为打赢疫情阻击战立下汗马功劳。

而与此同时，中医药伴随着支援世界的步伐，走向各个国家，发挥重要作用。张伯礼专家介绍说，我国已向意大利援助了10万盒连花清瘟胶囊，最近，意大利还要追加10万盒。可以说，在这场尚在持续的疫情中，中医药已经赢了。

但是，回看近代中国三次大的鼠疫，为何中医却碰得头破血流，一度沦为被废止的边缘？

中国近代的三次大鼠疫是指：

1910年鼠疫，爆发于哈尔滨傅家甸，死亡人数6万。

1917年鼠疫，爆发于绥远伊克昭盟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今新安镇)，死亡14600人。

1920年鼠疫，爆发于海拉尔，也被叫做第二次东北大鼠疫，死亡9000人。

关于这三次的大瘟疫，历史上有太多的记载，我们从中选择和中医有关的几件：

第一件：中医死亡率高。

1910年北鼠疫中，在长春，有一个10万人的地区，31位执业中医，17人在鼠疫中“殉职”，死亡率达54.8%，群体死亡率比杂役都高。据《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记载，在哈尔滨道傅家甸疫区，就有7名旧医在为患者诊治中被感染，最后死亡，其中还有一名当地“医学研究学会”副会长。

第二件：个别中医畏缩不前。

应该说，东北当地的中医在这场瘟疫中是起了作用的。但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当时清朝最著名的温病学派、伤寒学派、孟河学派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前往疫区，而是集中在北京等大后方对疫情评头论足，对是否肺鼠疫，是否通过飞沫传播打嘴仗。很多人畏惧前行，当时的大公报等媒体对此专门提出质疑。

第三：认识不足，经验不足。

疫情初期，人们认为这次瘟疫是普通的腺鼠疫，病人与健康人之间几乎没任何隔离，老中医根据经验，依旧采取望闻问切的方式来诊断。更为要命的是，疫区的中医大夫们不相信西医。在鼠疫防治中，他们成立了由中医组成的临时医院，不消毒、不隔离、不戴口罩，其结果就是不仅没有把病人治好，自己反而被感染，成为传染源。

很多年以后，人们在总结这些中医们行为的时候，一方面感叹他们的勇气，另一方面也很无奈。因为这种勇气并非来自于自信，而是来自于无知。

第四：良莠不齐，一些人趁机发国难财。

在东北地区，鼠疫一度在民间被叫做“传头子病”，意思是被感染鼠疫的人，一旦低头，就再也抬不起来了，只有死亡。现实真的如此，很多人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

有病乱投医，在这种情况下，谣言四起，偏方频出：猫尿防疫、鸦片抗疫、爆竹驱魔被人们当真，更有一些无良报纸刊登广告，销售“防疫药水”、“神效药方”等等。

山西乡绅刘大鹏在其《退想斋日记》中记载：瘟疫流行期间，庸医借机牟利，即便自己知道不能有效医治，仍然是不给钱就不看病。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文章的开头，为什么这次在新冠病毒面前中医会火起来呢？

数据显示，在这场战役中，有全国调来4900余名中医药人员驰援湖北，中西医专家联手中医药防治，成效倍增。

在早期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专家们及时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等有明显疗效的“三药三方”。

在全国确诊病例中，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人民日报》报道仝小林所带团队日前披露三项科研成果：治疗新冠肺炎，中医药全过程起效，轻症患者病情无一加重，重型/危重型患者病亡风险降低八成多，患者出院后症状改善复阳率低。

中医火了，是不是我们的企业就可以走向世界了呢？

但是，先不要太高兴，在我们为中药复兴有望而庆贺之余，也要清晰面对现实：日本人已经占据了全世界90%的中药市场，韩国为5%，作为中草药的发源地，如今中国大陆拿到的份额仅仅为2%。在《世界专利数据库》中，日本人注册了70%以上的中药专利，而中国的中药专利申请仅占0.3%。

外国人早就盯上了中医古方，中国人却还在钟情抗生素。从鸦片战争西医大举进入中国开始，中医西医之间谁当家的争论就没停止过。我们的专家在努力写论文。在权威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中可以看到：2018年，中医学论文21727篇，在国内论文数最多的10个学科（自然科学）中排名第四。从论文数量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日本医学权威大冢敬节在1980年说：“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如今真的被说中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原因很多，我们不做太多剖析，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举办的春播行动第五届高峰论坛上，白岩松曾经这样说：中医不受医院的重视，原因就是因为中医能给医院带来的利润太低了，不需要进口设备检查，不用各种进口的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