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行业职业化时代，如何防止下一起高以翔事

视点

高以翔猝死事件，既是娱乐行业应该做出反思的起点，也是更广阔的、对有关过劳问题开始正视的信号。

11月27日，演员高以翔参与综艺节目录制时晕厥，送医抢救无效不幸心源性猝死离世，引发广泛关注。当日深夜，浙江卫视二度发布声明，称节目组正配合按照家属的意愿积极妥善处理后续事宜。不过，无论如何，也挽回不了一个鲜活的生命。

在这场事故中，比起苍白的致歉与模糊重点的抒情，类似救治是否及时、安全保障是否到位、是否配备AED以及懂得操作使用的医疗人员等问题，显然是公众更为关心的。

真人秀节目、尤其是户外节目，自从进入效仿韩国时代，就形成了一种“表情不够机位凑，剧情不够游戏凑，反转不够通宵凑，前期不够后期凑”的套路。“明星被折磨得越惨，节目效果越好，观众越爱看”，似乎成为真人秀节目制造刺激进而撬动高收视的一个“共识性”路径。

一些反对声音认为，真人秀节目让许多艺人“舍本逐末”，认为艺人还是应该做好本职工作，靠才华而非体力、甚至是隐私来换取注意。而一种粗暴的制作思路认为，明星越是狼狈、观众越兴奋。然而，以“虐”达成的“高潮”，真的是观众想看到的吗？换句话说，是观众先选择了这样的刺激，还是节目先喂养出如此胃口的观众呢？

有关行业弊端的讨论，还延伸到电视媒体的职业化现状。在事故发生后，不少明星出来发声，呼吁规范行业乱象，有的认为明星已经成为一种“高危职业”。

部分网友对此并不“买账”，认为借此事故为自己利益发声的明星应多反思自己，“呼吁关注工作强度前，多反思自己是否主动轧戏，能力是否配得上自己的片酬？还有更高危但工资更微薄的职业”。

或许，演员宋佳发的微博“当熬夜变成敬业，当拼命当成应当”，更能言中本质问题：过劳问题。绩效社会的悖论在于，增长与进步成为唯一的“正义”。当创新作为一种驱动机制、每个人都成为系统里运转的一个可替代性“零件”，“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成为了悬在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言，随着技术发展、效率提高，21世纪人们将进入闲暇时代。然而，今天的现实却是，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大大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间。这正是日本学者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中论述的：全球化的协作网络，打破了空间界限，加剧了竞争。

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则打破了时间的界限，工作信息的便利模糊着工作与休息状态之间的界限，无形中延长了劳动时间。而消费主义的盛行，欲望先于需求被制造出来。讽刺的是，《过劳时代》一书的作者森冈孝二最后也因过劳、心脏病发去世了。

《追我吧》节目事故，既是娱乐行业应该做出反思的起点，比如，以人海与时长为战术的“粗放式”制作，是否已成为工业化的短板；也是更广阔的、对有关过劳问题，应开始正视的信号。

□韩思琪（文娱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