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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培训最严整顿年,教育能否真正自由?

2021年,被称之为校外培训机构大整顿之年。

我从事教育领域已经十多年,第一次看到如此大范围和深度的整改,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实际从业者,都将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从教育部定调,到在线教育行业受到央媒“敲打”,再到监管整顿动作频出,这一切的转变,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

结合对一些不同国家的教育体系的发展经验和研究,我想以北美和亚洲的教育培训模式做下对比。

一起思考,这一场全方位的监管,给我们每一个家庭,以及每一个教培领域的从业者,会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和发展?

01

北美模式:普惠教育与精英教育共存

以美国为例,K12教育有两套体系,有钱的家庭上私立学校走精英教育,普通家庭上公立学校走快乐教育

公立学校是完全免学费的,一直到高中毕业,只要你符合入读的一些居住条件即可,没有任何选拔。

学校的课程常常连教科书都不发,大部分学生都是完成基础课程。

如果有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以申请很多免费的高级科研机会等。

学生的质量会比较参差不齐,曾经我一个耶鲁毕业的朋友,读高中的时候,他同桌的一名女同学早已经当上了妈妈。

与此同时,私立学校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部分。

这些学校无论是设施还是师资都是超一流的配置,学生在里面可以挑战高难度的大学以上难度课程,课外活动应有尽有。

甚至很多学校,给每位入学的学生都配备一个笔记本电脑。

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来自这些最好的当地的私立学校,这些孩子的日程,除了学校已有的安排,也是满满当当。

在富人集中的华盛顿、纽约以及加州,没有大班课,但却有无数最高端的精英私教。

虽然美国的教育体系产生了两级分化,却也体现了其公平性。

同时,一些精英私立学校会通过提供奖学金为一些普通家庭的优秀孩子提供入学机会,所以这种体系是有一定优势的。

02

亚洲模式:无法摆脱的竞争焦虑

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在上世纪都曾试图推行过教育公平政策来实现教育改革。

但初衷良好的改革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1969年和1974年,韩国大刀阔斧地开展了一系列措施:在公立和私立学校提供统一课题、取消初中入学考试、取消重点学校和重点班、 将所有高中划至学区,按学区确定就读学校;

1980年韩国政府又出台了一些强硬的禁令:禁止课外补习行为、禁止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补课、禁止学校组织教育补习。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该方案并没有受到家长们的一致欢迎,反而推高了课外补习的热潮。

直到后来政府逐步放松禁令,2000年法院宣布该禁令违反宪法规定的人权,从而彻底废止。

日本则在1998年到2002年期间,在全国倡导“宽松教育”,初级学校课程减少了30%,星期六的课程从公立学校课程表中淘汰。

然而,学校教育质量的降低以及学生成绩低下的问题,让家长们感到了危机感.

他们只能选择将孩子送入学习塾,通过支付额外的学习费用,再将学校教育缺失的部分补习回来。

日本家长对学校教育信心的丧失,就为以课业补习为主营业务的私塾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更重要的是,课外培训不仅仅是一种补差行为。

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情况根本无法消除,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教育,具有社会分层及代际传递的功能。

经济地位处在上层的家庭,能通过支付高昂的课外培训费用,让其子女更容易获得社会最优质的的教育资源。

这就导致社会阶层更加固化,教育资源越来越向特定群体倾斜。

在韩国,班级成绩最好的10%学生家庭投资课外补习的支出最多。

韩国电视台 EBS 曾出过一个《学习的背叛》的记录片,里面就揭露了家长的财力、是如何能影响孩子的学习资源与上榜机率。

为孩子聘请个人家教已是基本操作,就连课外活动、志工活动等都有专家亲自指导,来协助撰写出完美的“校园生活记录本”,以备未来的大学申请。

学校教育不能满足家长、学生的质量需求,课外培训市场就会不断催生。

而课外培训机构的存在,往往加剧了应试教育的竞争。

家长和学生越是能通过课外培训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就越会降低对公立学校教育的信任度;

对正规学校教育的焦虑,反过来又会加速课外培训的竞争,从而越来越不利于经济社会地位处于弱势的家庭。

03

中国模式:路漫漫而求索

校外培训最严整顿年,教育能否真正自由?

图源 图虫创意

从目前的情况来说,国家对教培行业的整改也是在尝试过程,效果如何,尚待观察。

有两点,我认为是不变的。

首先是,家庭对于孩子的期望是永远的刚需

从古到今,让孩子可以出人头地是中国家庭的传统,这点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有太大变化。

相关调研显示,中国家长对校外培训具有比较高的认可度,“非常认可”和“比较认可”的比例接近九成。

任何家庭都会对孩子有期望,也愿意为期望付出,因此所以培训的刚需永远存在。

只是课外培训的热潮将在短时间内得到“降温”,尤其是课外培训机构会经历一次大洗牌,不合规企业将加速会被淘汰,行业整合和并购现象也会频繁出现。

其次是,教育模式的终极根源也是永远的刚需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显示,2017年有940万学生参加高考,大学录取人数仅为370万人;

而一本大学录取人数为120万人,录取率12.6%,仅20万名学生被985大学录取。

2017年,中国四年制大学及前50所大学的录取率仅为39.6%及2.5%。

由于中国优质本科教育竞争激烈,学生必须做足准备来应对中考,以考入好的高中,借此增加就读重点大学的机会。

因此,为增加最终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很多中国学生从小就被社会和家庭灌输“学习是一场战争”,只有在小升初及中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才能成为他们入读梦想大学的有利筹码。

中国的教育环境,决定了K12 课外培训需求的旺盛。

在选拔制的体系下,如果没有额外的辅导,能够靠个体优势胜出的还是极少数,因此必然催生寻求额外服务的刚性需求。

一旦选拔机制依然停留在主流的学科领域,那么很快各类培训将以不同的变化模式重现。

如果选拔机制开始融入更多软性素养,各类培养将和素质教育一起百花齐放。

“如果有一天,张三考进了职业院校,大家欢呼;

李四考进了大专院校,大家喝彩;

王五考进了211大学,大家举杯。”

教育带来的层级隔阂终被打破,则教育终可实现自由。

路漫漫,待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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