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法案”深度剖析 专家：民进党“倚美抗中

【两岸快评第715期】

美国“亲台”法案一向口惠而实不至。（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3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了“2019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 of 2019，简称“台北法案”）。 “台北法案”最早是由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Cory Gardner）、卢比奥（Marco Rubio）等4位亲台参议员于2018年9月25日共同提出，但因未能排上参院外交委员会议程而无疾而终。去年加德纳和民主党议员科恩斯（Chris Coons）等多位国会议员重新提出该案，于5月和10月相继提出参议院、众议院版本，后获得美国联邦参众两院院会通过。

“台北法案”并不能帮助台湾当局巩固“邦交”

美国国会提出“台北法案”的主要用意是帮助台湾当局巩固“邦交”，拓展所谓“国际空间”。自2016年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已有7个国家与台湾当局“断交”，只剩15个所谓的“邦交国”。特别是在2018年的5月到8月，台湾接连丢掉3个“邦交国”，出现“断交潮”。美国亲台议员对此表示“关切”，有议员担心“若美国不采取一致措施，台湾‘邦交国’可能从17个减至0个”。2018年9月，“台北法案”首次被提出。“台北法案”的提出者加德纳表示，美国应该使用一切手段来支持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让台湾“邦交国”清楚知道“若你决定抛弃台湾，会发生什么事”。

“台北法案”真的能帮助台湾巩固“邦交”吗？“台北法案”虽然获得签署通过，但并不能帮助台湾当局巩固“邦交”。

首先，“台北法案”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正如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所指出的，世界上已经有180个国家同中国建交，美国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台北法案”却公然阻挠其他主权国家同中国发展正常国家关系，这毫无道理，也自相矛盾。就连亲台议员都意识到了这在逻辑上讲不通，夏伯特（SteveChabot）呼吁美国政府应“直接正式承认台湾”。但这种说法太过背离事实。美国会改变50年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吗？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孟雨荷（Amanda Mansour）在回答相关问题时，已给出明确答案，认为“改变现状”将会“威胁稳定”。

其次，“台北法案”能否落实、是否有效让人怀疑。从法律效力来看，美国国会通过的“亲台”法案对美国政府只有建议性质，并没有法律约束力。从具体内容上看，“台北法案”笼统模糊，并未严格规定美国政府需要采取的行为。从现实来看，过去几年台湾接连“断交”，美国有所动作进行干涉，但并未改变结果。在2018年的“断交潮”后，美国国务院召回驻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和巴拿马三国高级外交官，还发表声明表示关切。2019年5月，索罗门群岛提出考虑与台湾断交后，美国极力劝阻，并与澳大利亚联手对所罗门群岛施加压力，起初还安排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联合国与该国总理梅纳西·索加瓦雷面谈，但索罗门群岛仍然于9月16日与台湾“断交”。美国的干涉也没能发挥作用，让人不禁怀疑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现实已经摆在眼前，“台北法案”生效后能有效帮助台湾巩固“邦交”吗？正如岛内媒体人所指出的，“台北法案”实质有多少效果？美国会花多少力气支持台湾？美国“亲台”法案一向口惠而实不至，如2018年3月生效的“与台湾交往法案”（Taiwan Travel Act）鼓励美国与台湾各层级官员之间的互访，但法案通过两年来美国访台的官员相当有限，层级也不高，都与“与台湾交往法案”的规定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美国多大程度上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也值得怀疑。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关键，在于两岸之间能否建立互信。马英九执政的八年期间，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开展良性互动，台湾先后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世界卫生大会和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无法通过协商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问题作出务实安排，台湾无法参与国际组织。大陆的支持，而不是美国的支持是解决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关键。甚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大陆的支持，台湾在已经参与的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也逐渐下降，例如近年来台湾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已逐步被边缘化。

“台北法案”的危害性

“台北法案”虽然不能帮助台湾巩固“邦交”，虚大于实，但由于美国和台湾都以此渲染“美国对台湾支持的提升”，“台北法案”具有一定的危害性。

第一，“台北法案”是对国际社会一中原则的挑衅与破坏。“台北法案”及美国国会此前通过的“与台湾交往法案”、“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与多处提到台湾问题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等“亲台”法案一起，强调加强对台湾的支持和保护，鼓吹提升美国与台湾在各领域的实质关系。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台北法案”中出现了“台湾是一个由2300万人组成的自由、民主和繁荣的国家（nation）”、2016年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President of Taiwan）”等等表述。还有法案第二节第七项“台湾与美国、澳洲、印度、日本及其他国家‘独特关系’（unique relationship）在强化台湾经济和维持国际空间上有重要影响”，“独特关系”取代了法案参议院版本中的“非官方关系（unofficial relationship）”表述。“台北法案”的签署生效和法案中的一些表述虚化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破坏了国际社会坚持的一中原则。

第二，“台北法案”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台北法案”帮助台湾巩固所谓“邦交国”，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通过“台北法案”是美国加大力度打“台湾牌”以遏制中国发展的又一举措，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第三，“台北法案”给民进党当局释放了严重的错误信号，鼓励了民进党当局挑衅大陆的行为、将对两岸关系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民进党当局自2016年执政以来，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民进党当局限制、阻碍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推行“去中国化”等种种“台独”活动。民进党当局还纵容“台独”分裂势力在岛内推动所谓“东京奥运正名公投”等种种分裂活动。美国一直声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却对民进党当局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台独”分裂行径视而不见。民进党当局对“台北法案”的签署生效感激涕零，渲染“美国提升对台湾的支持”，炒作制造美国在帮助“台独”对抗大陆的舆论氛围。“台北法案”通过后，台湾外事部门声称对美国表达最诚挚的谢意。某些政治人物纷纷亲自发声，蔡英文表示“感谢美国以具体行动表达支持（台湾）”，赖清德也称“台北法案”是对台湾的“坚定支持”。绿营媒体哄抬“台北法案”的意义，竟然说“美国忙于对抗疫情之际，不忘力挺台湾”。同时，如上所述的“法案”中的一些用词“国家”和“总统”等也给岛内分裂势力提供了一些虚妄的想象。可以说美国通过“台北法案”给民进党当局和岛内“台独势力”释放了严重的错误信号，未来民进党当局在处理两岸关系时会更为强硬。美国的做法鼓励了民进党当局挑衅大陆的行为，将对两岸关系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

民进党当局“倚美抗中”将会带来严重后果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发生重大改变，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提升。而台湾被美国学者形容为“最好的反中资产”，打“台湾牌”、利用台湾对抗中国大陆成为美国的战略选择。因此美国加大了介入台湾问题的力度，美国国会抛出一系列“挺台法案”。民进党当局积极迎合美国“反中”战略，采取“倚美抗中”路线，甘当美国人的“反中”棋子。蔡英文多次吹嘘“台湾处于印太地区战略前缘”，把台湾置于“抗中”的最前线。

民进党当局采取“倚美抗中”路线既无益于台海和平稳定，也不符合台湾利益。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千方百计扩大与美方各个领域的互动，提升所谓“美台实质关系”。民进党在岛内一直标榜“台美关系40年最佳”，不断炫耀取得“外交突破”。台湾和美国关系持续“升温”的同时，台湾和大陆关系却愈来愈冷，两岸关系走向“冷和平”、“冷对抗”。民进党当局不断攻击“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强推通过阻碍两岸交流合作的“反渗透法”，展现全面升高与大陆对抗姿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两岸应当互助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民进党当局却在“倚美抗中”路线上越走越远。早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民进党当局第一时间针对性地宣布禁止向大陆输出口罩。在世卫组织已经正式将新冠病毒命名为“COVID－19”后，民进党当局依然使用带有歧视性色彩的名称“武汉肺炎”。而当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美国蔓延时，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慷慨表态“将每周向美国提供10万片口罩”，同时还宣称与“美国在台协会”签署所谓“防疫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将“共同对抗新冠肺炎病毒”。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制造和提升了两岸民众的对立情绪，两岸对抗氛围提升，台海和平稳定受到威胁。台北市长柯文哲对蔡英文的“倚美抗中”政策提出质疑，指出应以“避战”为上策，他想表达的意思即为蔡英文提升了台海战争风险。

民进党当局采取“倚美抗中”路线也不符合台湾利益。如上所述，“台北法案”并不能帮助台湾巩固“邦交”，台湾并不能获得什么好处。民进党当局甘当美国的棋子，终将会被美国抛弃。蔡英文经常把“台美是重要的战略伙伴”这句话挂在嘴边，但美国人真的会把台湾看作伙伴吗？特朗普曾说过“我们为什么要受制于‘一个中国’政策呢？除非我们能在其他一些事物上与中国达成交易，比如贸易。”在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眼中，台湾只是被美国拿来交易的筹码、棋子，不可能是平等的伙伴。美国也不会是台湾可信赖的支持者，在特定的时候美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台湾抛弃。岛内有评论指出，美国出卖台湾的教训历历在目，民进党当局的“倚美抗中”路线只会把台湾推入火坑。（作者：孔小惠，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