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奸杀案”改判无罪，用追责到底画上正

　　“中学生奸杀案”改判无罪，用追责到底画上正义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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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的立案审查，加速了此案正义到来的步伐。但该案留下的教训，仍值得汲取。

　　备受关注的“山东临沭二中奸杀案”（也就是“女生遭奸杀同级男生被判无期”一案），改判了——当事人张志超被改判无罪。  

　　据报道，2005年1月临沭二中一女生被奸杀，当年不满16岁的在校生张志超被警方认定行凶杀人，随后被刑拘、批捕。2006年3月，他被判无期。虽然一审时张志超还不满17周岁，但法院未按对未成年人的审理方式审理该案。直到2011年，张志超的母亲探监时，张志超才提出要申诉。

　　申诉6年后，2017年，最高法立案审查该案，指令山东省高院再审。山东省高院经过6次延期，直到2020年1月13日，改判他无罪。

　　在该案中，最高法的介入，无疑是该案洗冤的重要拐点。正是其指令再审，正义才得以复归。而最终结果似乎又验证了那句——“正义不会迟到”。

　　但正义复归，不意味着教训不需要被汲取。从“强奸杀人犯”到重获自由之身，张志超的洗冤之路走过了漫长的15年，他入狱时还是个少年，却在监狱里蹉跎了岁月，其间父亲、爷爷、奶奶、姥姥已相继去世。

　　冤案的成因总是那么相似：不遵守程序正义；明显客观证据不足，通过主观证据来凑合；对证据标准的审核、非法证据排除的层层司法关口的失守。

　　首先，这起命案客观证据严重缺失：受害者身上未提取到精液和其他身体物质；唯一的物证上未提取张志超指纹。另一方面却是张志超9次口供的严重“不稳定”。

　　其次，本案程序正义上出现了严重问题，就注定了是实体正义层面结出恶果。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警方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必须有其法定代理人在场，这是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特殊利益，避免办案者利用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等实施单方面诱供。

　　这本该是涉及未成年人案件中不能逾越的程序底线，在本案中却被突破了——结果看起来办案是“方便”了，却在无形之中降低了警方对办案客观证据的要求，将查清案件真相寄托在当事人的口供上。

　　说白了，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抛弃对于当事人正当诉讼权利的保护，看似提升了打击犯罪的“效率”，但很可能存在铸冤风险。

　　此外，本案还有另一个受害者——张志超当年的同学王广超。他因“虚假证言、包庇”，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如今此案也得到了一并纠正。为什么一个未成年人没有撒谎，没有陷害同学，却遭到了牢狱之灾？一案催发了两起冤案，这值得反思。

　　虽然证据环节疑点重重，但冤案洗雪还是延宕了整整15年，在2017年最高检指令再审之后，本案审判仍延期了6次。“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用在张志超案上注定辛酸。

　　“无罪推定”原则被突破，对未成年人案件规定的“特别保护”被突破，最终换来这沉重的结果。如今，张志超的青春岁月已经无法追回，但也该用刑事司法上追责来亡羊补牢，用“案件责任终身制”告慰张志超的狱中青春岁月。

　　张志超案的确是依法治国、司法纠错大背景下的新注脚，最终的纠错本质上也是法治回响。但反思与问责力度也该够“深”，这样才承载得起该案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