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重启，一群清华学生的快手影像实验

PART ONE

不该被忘记的武汉新年

在“走南闯北甘谷人”（简称“甘谷人”）的手机作品里，武汉的夜是从不缺席的。

4月7日的夜注定难眠。当时钟的指针指向零点时，这意味着“甘谷人”自由了。4月8日，被狠狠摁下暂停键的武汉正式重启，离汉离鄂通道恢复正常。解封后的第11分钟，“甘谷人”就在快手上发布了这个特殊的夜晚：零点钟声奏响，江边灯光秀霓虹斑斓，远处的汽笛、狗吠令这个正在复苏的城市有了生气。

“走南闯北甘谷人”拍下武汉解封重启的时刻

镜头近乎单一，晃荡的画面从左扫到右，画面外手持手机的男人一言不发。他是滞留在武汉甘肃的打工者，和工友们常年辗转在各城市间打工，哪里工地需要人，他便出现在哪里，也会像朋友圈一样用自己的快手记录下那个城市。2019年11月，他从苏州来到武汉，很快赶上疫情爆发，和七八个打工仔群居隔离在工地的宿舍里，与这座城市里的无数人被困76天。解封的瞬间，他心潮澎湃写下：“武汉重启了，解封了兄弟们！”

点开“甘谷人”的快手主页，武汉的每个夜晚都是“甘谷人”的独家记忆。从他的工地宿舍望出去，近处是他所在工地，待开凿的施工地和正新建的楼房，一片混乱，远处是视野开阔的江面，对岸是武汉繁华、绚丽的城市夜景。“甘谷人”常是沉默地望着，不发一语。

武汉封城的76天里，他每天都会拍封城日记。他在红底白字的封面标题里，标注着自由受限的日子，“这是武汉封城的第31天”、“这是武汉封城的第74天”。只有在配文里才能读出这个甘肃打工男人离家的孤独与不安，和对自由的呐喊。

“走南闯北甘谷人”快手主页

清华学生胡雅文是“甘谷人”1353位粉丝之一，也可能是唯一刷完他5000多条快手作品的人。两位相隔千里的陌生人的“云结识”是因为一部纪录片。

2月7日，胡雅文所在的“清影工作室”的微信群里，多了一则招募信息。这是一个UGC影像创作计划，灾难当前，清影工作室想以纪录片的形式留住刚刚过去的武汉新年。而对于无法抵达武汉的这些在校生而言，手机短视频成了他们能触达武汉的内容。

18分钟42秒，77位用户，112条短视频，换言之，这部群像式纪录片是清影工作室的近20位参与者与屏幕外的生命共同完成的。就像胡雅文刷完“甘谷人”的短视频后的感想一样，“没有什么标签，也没有什么总结”，因为它是所有人的合奏。

上百条影像里，武汉人自己记录的笑与泪、苦与乐，几乎是疫情发生后首次被同时大规模地平铺在大众面前。那些毫无技巧甚至画面模糊的记录，有着真实的感染力，有武汉人在视频下留言，看到了自己家住的楼、江夏区的大润发超市，还有未归人耳里熟悉又陌生的武汉话和汉普。

4月2日，纪录片《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发布后，微博端播放量近3500万。对于创作者来说，发布即等于结束与作品相伴的旅程。然而，这部纪录片带来的涟漪超出他们的预期，包括越南博主、北外学生等在内的大量网友自发请愿希望将视频翻译成不同语言，分享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希望借助真实的武汉记录来激励更多的人。

媒体人司徒格子在微博上说：

“摇晃的镜头刻下了武汉最真实的模样，没有这样的剪辑，那些个体记录却会永远进入数字历史的尘埃。”

已是春暖花开，武汉开始恢复运转，连同“甘谷人”被困的76个日夜，武汉的新年不该被忘记。

首部手机抗“疫”公益纪录片《手机里的武汉新年》

PART TWO

民间视角的补充

不出意外，王静、孙虹、付曼菲的2020新年和往常一样，在拍摄中度过。她们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校友，也是清影工作室的成员。自从入了纪录片这个行当，她们少有和家人新年团聚的机会。

当疫情爆发、武汉封城后，在河南农村拍摄的孙虹在村口买了口罩，里外三层包裹严实，回到了北京，一人居家隔离；远在瑞士拍摄的王静则惴惴不安地在除夕一早飞回到北京；回家的付曼菲思索了一夜，在20多人的家庭群里一一游说放弃一年一度的家庭聚会；还在念大四的何韵琪和爸妈没回老家，在北京靠两盒口罩，撑过了春节。

和太多国人一样，疫情爆发后，这些年轻的在校生，也陷入了信息的爆炸和焦虑中，无止尽地刷新手机屏幕。

于此同时，她们又心有不甘，不甘于等待和旁观，“我们想做些什么，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这四个女生之后成了《手机里的武汉新年》的制片人和导演。和老师集体商议后，她们决定独立做一个UGC（用户生成内容）式的纪录片——因为没法前往武汉实地拍摄，他们只能选择当地用户上传的短视频来制作这个纪录片。

2月7日，招募信息发布后，四散在各处的清影同学迅速集结成一个近20人的创作小组。这次创作不同以往，没有扛摄像机的人，没有精心构造的画面，没有数月、数年的跟访，所有的素材都来自普通人手机拍摄的短视频。她们和这些拍摄者共同成为这部纪录片的创作者。

过去的76天里，人的恐惧、失落、无助，还有温情、乐观、勇敢被记录在这些晃晃荡荡的手机短视频里。随着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影像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权力，每个人都在成为自己生活的记录者。在清影工作室的一篇自述里，这样形容这些手机影像的打动力，“无关画质、无关技术，只关乎于心”。

1月27日晚，快手上大量的武汉小区居民拍下了集体自发呐喊“乌寒（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孙虹说：“看到这里，整个人热泪盈眶，此起彼伏的呼喊，把一个个身在武汉的个体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共同对抗疫情的勇气。我觉得一定不能让它们成为‘过眼云烟’。”清影的这帮学生希望“用影像抵抗遗忘”。

一位父亲用钓鱼竿从楼下钓父母送来的生活物资，

家里的小朋友挤到窗台边，

声音稚嫩地冲着楼下大喊，“爷爷我想你了”。

在被真实影像打动的同时，她们发现短视频平台上的影像记忆像是浩瀚的海洋。这部公益纪录片发起的初衷，正是想成为那个打捞海洋里的珍珠，串珠子的人，将海量的信息编织起来，将感人至深的瞬间凝固下来。

导演孙虹坦言，这部纪录片并不代表疫情的全部。他们所能提供的是一种民间视角的补充，补充这座城市里普通人的一段记忆。

他们将打捞“珍珠”的大海锁定在快手。媒体人祝佳音说，“除了快手，很难有其他平台可以提供这样大量真实、朴素的影像了。无数个小个体积极地记录自己和表达自己，不为名不为利，所追求的只是记录和表达本身的乐趣。”

在快手，每天用户上传的短视频超1500万条，一个月则会累积几亿条，目前已有堪称记忆博物馆般的200亿条短视频库存。孙虹说用快手做调研是现在人文学科一种新型的田野调查方式。“在这里可以看到最广阔的中国的样子，看到一个个渺小但努力的个体生命旺盛生长的状态。”

一周内，十几人在快手里检索出疫情相关的武汉短视频，他们的检索词越来越具体、情绪化，从一开始的“武汉”、“疫情”再到“年夜饭”、“憋疯了”。

检索的过程是发现和深入的过程，孙虹意识到，当媒体的视角集中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等特殊职业人群身上时，大量其他普通人如何抗“疫”的故事，并没有来得及在短时间内被呈现出来，而这些恰好是非常珍贵的瞬间。

“这些瞬间其实都是生活当中最宝贵或者最精华的时刻。有可能是媒体去到现场会错过的瞬间。”孙虹说，这些来自快手上的碎片化记录，或许可以为新闻报道补充更多个体故事和细节。找到某条内容后，主创们会再去看这位用户发的几乎所有相关视频。最终，主创团队打捞出了5000余条普通人记录的武汉瞬间。

摆在导演付曼菲面前的是一个反思：作为一个普通人，在面对自然、面对病毒和灾难时，到底有做过什么？

PART THREE

千里共江城

从1月1日元旦至2月8日元宵，武汉从新年的欢乐中堕入苦难的深渊，疾病、病毒、封城、隔离、救援，不管身在疫区，还是远在千里之外，每个人都难逃生存的考验。这是武汉最焦灼的日子，也是《手机里的武汉新年》的时间线索。

剪辑的考验来自屏幕。快手短视频多是竖屏，但大多数人的观影习惯是横屏。为了丰富画面信息，主创们打破屏幕的界限，采用三屏的新尝试，看似碎片化的短视频形之间成了巧妙的联系与互文，时空有了交错。

12月31日，湖北洪山体育馆里，等待跨年的人们听着同一首歌，任贤齐唱着“再跟黄鹤楼它说再见”。

1月23日，当武汉封城时，空荡的街道、缓缓关上的地铁口、封堵的武汉长江隧道，是武汉人共同面对的陌生街景；超市抢购、计划吃粮，一句“就只能吃猫粮”是多少人的生存无奈；还有从五湖四海赶往湖北的医护人员、志愿者，无数的离别与相聚在上演。

孙虹说，“原来我们可能在一个屏幕里只能看到一个人、一个群体，但是通过分屏的方式，我们在三个屏幕里看到三个不同的群体，虽然他们在不同的时空里，但是他们可能都做着同一件事。”

形式即内容，屏幕里画面构成了同一信息、同一感情，屏幕外，面对病毒和灾难，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无人可以置身事外。

“国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主创之一赵宇说，这次举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把这个浅显的道理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在没有一条条去看这些快手素材之前，主创团队也没想到每个“人”可以是这么不同、这么鲜活：宅在家里的人，切成月牙块的梨、俩棒玉米都成了年夜饭，唯一的半条鱼成为宝贝；火神山建筑工人调侃说“啥都干不了，只能做个装修工”……个体呈现了多元与复杂。

片中“走南闯北的阿三“在快手卡车司机圈颇有人气，他的视频以技术流而独树一帜。疫情开始的第一时间，他自愿联系供应商，运送了一批建设物资援建火神山医院，一路紧赶全速前进，路上偶尔堵车，他会在镜头前介绍自己一路的见闻，也对政府的工作提出建议。在赵宇眼中，自然又亲切的阿三，是他二十多年生命中遇到过的勤劳朴实的伯伯、大叔们的代表。

全国3000万卡车司机中，近1200万活跃在快手，在快手上搜索武汉疫情素材时，是清华在读的付曼菲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这个庞大的群体。令她感触的是，竟然有这么多卡车司机愿意冒着风险逆行，即使他们回程一路受了委屈，不是媒体常报道的“逆行者”，也非志愿者。

触动到付曼菲的确是阿三为代表的卡车司机身上的“随意”。临行前，阿三蹲在地上抱着儿子，提醒妻子不要告诉父母，让老人担心，再次叮嘱在家好好照顾自己，然后开车去到武汉。“这种‘随意感’是我就是去做了这件事，没有什么可炫耀的。”

“走南闯北的阿三”在临行前和儿子告别

纪录片中想表达的，还有人与城市的情感与关系。

当生活的城市停摆时，人们又怀着如何复杂的感情？当一个武汉人拍下当晚电视里春晚的画面，当一位女士在超市里听到“这是我的家，我们守护她”歌声时，平静、乐观背后的无助爆发了，她捂住口罩，闭上眼睛，泪崩了。

相隔一天，付曼菲听到这首《武汉伢》，竟然是在她家乡宁夏的一个超市里。《爱我中华》与《武汉伢》不停交替时，付曼菲体会到了那位女士的心情，“那个场景不是只有她一个人经历，我也经历过。”

这或许就是“千里共江城”的意义，悲欢在不同时空里被超过3500万人共享了。

PART FOUR

记录之外

当一头扎进手机纪实影像中去时，行动中的主创首先被打动了。

在天台种菜薹“自给自足”的东北赫妈，说着自己“啥都干不了，只能做个装修工”的火神山建筑工人，出院时感慨“归心似箭”的患者……“我们自己被温暖和鼓舞了”，他们在自述中写道。

疫情蔓延的日子，主创们曾懊恼自己不是前线的医生护士，甚至都不会去开挖掘机去建设火神山，“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当他们投入到创作，投入到一点点检索、浏览、剪辑中时，这部片子反而拯救了那段时间的无力感。

剪辑师张若旸在微博里写下，

“加入这个组是冲动。但是也是最不后悔的一件事。世界冰冷，快来炉边取暖。”

一群年轻人尽自己所能向外界供给着燃料时，也被那些光辉的人性温暖着。纪录片完成后，即将在9月入学博士的制片人王静最想说的是一声“谢谢”，向那些短视频作者们，“是你们让我们看到了更广袤的世界，也是你们让我们有机会让更多人看到这一切，让所有的远方如在眼前。”

片子之外的时间还在前行。快手里，武汉楼顶上种的菜薹小苗，已经长大、开了菜花，上了餐桌。

在这些学生看来，所有的短视频拍摄者才是这部纪录片的真正创作者。纪录片中用到的视频作品，他们都会去联系拍摄者，获得使用其视频作品的同意。除了在纪录片中使用了其视频作品的拍摄者外，还有很多拍摄者也在需要联系的名单上，虽然纪录片里没有用到他们的作品，但联系的工作却没落下。制片人何韵琪和另外三个同学，同步联系这些快手用户，包括其他零散的视频，他们前后去联系了297人。

虽然在片中一些人物镜头短短几秒、十几秒，但在屏幕外，年轻人们还继续关注着片子里、片子外的人，关注着武汉人的重建生活，用户联系组的何韵琪意外结识了一位在快手上名叫“青眸翡翠大讲堂”的大姐朱红。

1月底，已经被隔离确诊的她面对前置镜头，哭着说“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呈阳性，真的很对不起各位亲戚朋友……”她与父母、妹妹因确诊而被安排在不同医院治疗，一家四人感染新冠。她在快手上记录了自己从住院到出院的过程，在她的视频下，大家互相加油、打气。

庆幸的是，纪录片的结尾，人们看到了朱红终于治愈出院的画面，何韵琪印象深刻的是，这位爽朗的姐姐在自己痊愈后，依然在快手上直播普及新冠肺炎的治疗、服药经验，在出院仅13天后，她重返金银潭医院，捐献了400毫升的血浆，希望帮到更多人。

在镜头中匆匆而过的众多脸庞，每个人背后都是一个故事。观者从那些故事中，也看到了自己。

“短视频是一种给普通人赋权的过程。”孙虹说，这些新闻学院学生原本会觉得，纪录片或影视作品有一定的专业门槛。但近几年随着民间影像、手机影像兴起，“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并不需要专业的人去进入到他们的生活，这些人自己就可以去记录自己的生活”。

菜薹大姐像朋友圈视频一样无意识、纯为记录地拍下天台上的视频时，却可能和快手上其他近200亿条视频一样，记录下某个珍贵的瞬间。

孙虹和付曼菲远没有料到片子上线后会收到这么大的反响。在她们原本的计划里，纪录片完成后，就各自回归生活，准备毕业作品。“做这个片子的初衷是希望记录历史，用影像对抗遗忘。虽然它可能无法呈现全部，但我们希望能留下一部分这段特殊时间里真实的武汉，这是我们当时最大的心愿。”

武汉解封了，“走南闯北甘谷人”也自由了。4月8日当天，在他的快手小视频里，他向他的一千多个粉丝展示了空荡荡的工友宿舍，一上午已经走了三个人，打工仔归乡了。在他的评论区，挤满了甘肃同乡人的问候，他也快回家了，念着浆水面的心直痒痒，“必须咥几碗浆水面过过瘾”。

翻看着“甘谷人”的快手，他与兄弟们耗在工地上的76个日夜，他煮起一锅满满的烩面填饱肚子，他从窗口望出去的平静江面，他眼见着2月的武汉飘起了大雪，他去过的黄鹤楼、江滩、辛亥革命纪念馆，还有繁华的商场、热闹的聚餐和除夕夜的饺子……他会如何想起这个武汉新年，如何向家人讲述过去的三个月？

（图片来自网络、快手）

作者：吴禾

设计排版：阿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