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方日记英文版高调出版到胡锡进解不开的困

4月8日零点，离汉通道解封，这是中国抗击疫情的一个重要时间点。

武汉是中国抗击疫情的主战场。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中国胜。武汉的解封，标志着中国抗击疫情可以正式宣布取得了基本胜利。

距离完全胜利，只差如何做好境外输入的防控。

但关于中国抗击疫情的负面信息，还是充斥在互联网。在这些背后有强劲推动力的文章里，中国看上去似乎比西方国家还惨。比如微博网友“辟谣知真相”，发现了一篇转发20万次的文章，简直就是一个谣言集锦，但是却得到了众多媒体大V和一些明星的转发。

真实情况是，在这场疫情对全人类的考验中，中国最早正式答题，最终结果是全部确诊人数80000多人，死亡人数3000多，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实现疫情可控。国外的最新情况是西班牙超越意大利成为欧洲确诊人数第一，欧洲前二死亡人数均已过万。美国在确诊人数方面继续遥遥领先，估计明天就可以超过40万例，纽约一个州的确诊人数就已经超过意大利。美国正在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疫情的“震中”。

胡锡进昨天在微博上发出了一个疑问，表明他对这个问题很困惑：

这次抗疫，中国无疑做得比美欧好得多，但老胡又不能不感叹，美欧社会的承受力真是很强。

他们居然能够承受得了死那么多人，以及如此大范围的感染。就这样，他们政府的支持率居然还是上升的，老百姓对他们的抱怨非常有限。

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一个省死一万几千人，到最后可能死几万人，老百姓能接受吗？纽约有的医生没有防护服，把垃圾袋套在身上，舆论十分平静。人都死那么多了，这算啥？这就是纽约的逻辑。还记得当时武汉有照片传出医生拿垃圾袋当防护，中国舆论是多么愤怒吗？

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真的是出不起一点错。湖北红会动作慢了些，不仅被骂得狗血淋头，而且一批红会官员遭免。可是在西方，成批成批地死人，居然没事，好像他们那边发生多大的事都不是事，我们这边出多小的事，都能被一些人搞成“天大的事”。

胡锡进所言属实。真实的世界，客观的情况，明明是中国抗疫的成绩远远好于西方发达国家，代价也远远小于后者。

但在一些媒体人和文人的生花妙笔下，中国才是最凄惨的那个国家。原因，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些人对中国对西方使用了完全不同的两套评价标准。

对中国是用完美主义的标准，对西方是用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的标准。

当中国表现相对好时，对中国是鸡蛋里挑骨头，当西方表现不好时，就在老鼠屎里挑米粒。对中国的负面是用放大镜和显微镜，对西方的负面是戴上眼罩，能装看不见就装看不见。

英国宣布要推出“群体免疫”的那样的措施，都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洗地，西方国家还有什么负面是他们不能洗的呢。中国连表现全球最出色（最不济也是之一）的抗疫成绩都被说成“错，错，错”的“只有结束，没有胜利”，中国还有什么不能被他们黑的呢？

你要说这帮人，是因为爱中国，所以对中国爱之深责之切，鬼都不信。因为他们时时刻刻在诱导中国人向往应对疫情更烂的西方体制。用他们推崇的体制应对疫情，中国人民要付出比现在几倍几十倍的代价。

而且，当中国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出现利益冲突时，这帮人往往公开而坚定的站在中国的对面。

平时喊着爱武汉的文人，碰到美国政客用“武汉病毒”的词汇污蔑武汉，立即闭了眼也闭了嘴。在爱美国面前，除了爱自己（再加上至亲）是真的，她说的其他爱什么都是假的。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中国有这么一帮吃力爬外的势力，而是这帮势力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

强到什么程度呢？强到以胡编也时不时要迎合这些话语权的议题设置（当然，这里面还有他的个人认识问题）。

比如，在方方这件事上，官媒只见有出来为方方说话的，不见有出来批评方方的。明明方方日记已经被美国等国家当作刺向中国的一把锐利匕首，可依然没有看到官媒有哪家出来揭露方方日记的问题。

胡编本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是这样的：“建议国家应该接受每一个时期的‘方方们’的存在。他们不是这个国家政治主题上的分岔者，他们就是每一个时期大幕布上都少不了的一种颜色”。“它们会增加画面真实感”。“把‘方方日记’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这个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

看到这个评价，方方还担心什么呢？连后顾之忧都没有了，可以心无旁骛的对付网络游击队员的批评了，可以放心大胆地给批评她的人批发“反对改革”的政治大帽子了。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在“将改革进行到底”的最近四十年，“反对改革”的帽子意味着什么，性质严重程度大约等同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前三十年的什么口号？如果是体制内的人被这个帽子坐实，即便就意味着个人政治前途差不多就那样了。

难怪方方可以充满底气的质疑她网民充满挑衅地说：你看我怕不怕你们！

在中国占据话语权比重最大的是两个，一个是资本话语权，一个是官方话语权。前者是通过控制的市场化媒体来体现，后者是以各种官媒为载体。支持方方的最大话语权来自前者，基本是进行了舆论资源总动员。

方方日记瞬间火了，没有这些市场化媒体的推动，是不可能的。

究其原因，是方方日记中那个殡仪馆满地是无主手机的谣言，一下子吸引了市场化媒体的关注。就凭这点，市场化媒就能跟方方确认了眼神。

不只是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境外的市场化媒体，一下子都对方方日记产生了浓厚兴趣。

到现在为止，对境外媒体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方方写进日记的这个谣言。国外正在传播中国疫情死亡数量很大的谣言，方方日记中的这个谣言，正好可以增加谣言的可信度。

如果外国人相信了这些谣言 ，那么本国政府的抗疫糟糕表现，不但不再是问题，而且还是成绩。在疫情考验中不及格的西方体制，一下子又有了“优越性”。

方方日记，不但中文版已经出版，英文版也开始在亚马逊的网站上预售。

对一本书从校对到出版，是一个复杂的流程，一般情况下没几个月是搞不定的。方方日记中文版出版，只用了几天。英文版出版，只用了半个月。

这种出版界的奇迹已经不能用“飞速”来形容，只有“光速”这个词能配得上这个效率。

据了解情况的网友反映，一本书从出版到在亚马逊网站上架，中间也是一个复杂的流程，但为了方方日记，也是实现了“光速”上架预售。

到目前为止，方方日记不但上了美国最重要的报纸，且英文版书籍还由世界上最大的出版社之一、英文读物中五大出版社之一的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 Publishers）出版，以及国外最大的电子销售网站亚马逊的支持。

这种待遇，难怪方方被高中生日记说成是武汉遭遇的这次疫情中最大的受益者。

由此可见，为了政治，美国不仅仅是媒体能够做到高度一致，而且出版和电商平台都能配合默契，特事特办。由此还可以预见，随着方方日记的英文版书籍出版，一波针对中国的大规模抹黑行动就要展开了。

市场化媒体和出版业多么讲政治，方方日记又给我们上了一课。

对这次疫情灾害，大家都比较关注，但是对贯穿于疫情始终的舆情灾害，有的朋友可能关注度不够。实际上，疫情灾害造成的损失很严重，但舆情灾害的严重程度不次于前者。比如在疫情初期，因为一些媒体的疯狂炒作，从大的方面讲，最直接的结果是导致武汉的医疗体系被挤兑，加剧了交叉感染。从小的方面说，媒体的密集采访导致了李医生在重症监护室得不到充分休息，休息对恢复人体的免疫能力有多么重要，这是医生的共识，也应该是包括媒体人在内的人们的常识。到现在也没见到一个采访过李医生的媒体人出来表达一个歉意，只有一次次的消费。

疫情灾害，容易引起公众注意，大家只要上下一心，几个月时间也就基本控制住了，所以危害是短期的。舆情灾害，危害是长期的，治理起来难度也大。

舆情灾难的危害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颠覆一个国家都是小意思。

现在看，西方老牌强国，最重视舆论问题和话语权问题。现在最强势的话语权优势还是掌握在几个老牌帝国手里。英国虽然整体实力已经日薄西山，成为二流国家，但话语权实力依然世界一流。美国的话语权优势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没有话语权的优势在手，就西方国家那些政客的集体懈怠导致了疫情失控，人民付出那么惨痛的代价，分分钟就会发生一场制度合法性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

分析到这里，基本就可以解释胡锡进的困惑。为什么西方国家可以面对疫情敢这么懈怠，还不会出问题。

答案就是西方国家的市场化媒体，能够自觉地维护对资本有利的体制。

无论发生多么严重的问题，也不论这些媒体平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什么样的分歧，但一旦关系到体制问题，他们都没有了分歧。这就是市场化媒体的政治自觉。

谁说市场化媒体只要流量，不要政治？too simple toonaive.

据我观察，在各类媒体中，无论在哪个国家，市场化媒体都是最讲政治的。在维护的政治面前，流量都可以放弃。

比如方方这个别墅的问题，嗅觉灵敏、平时到处搜索新闻线索的市场化媒体，这次好像嗅觉都集体失灵。

因为方方对新中国体制的态度，这些媒体对方方任何不利的消息，都选择性回避和屏蔽，这跟它们对西方国家的负面信息的态度是一样的。

不仅仅对疫情， 对方方事件是这样，在涉及到体制的其他问题上也是这样。

在红会一系列事件上，国内话语权站哪边也是很清楚的。对待慈善问题，同样是充斥着媒体的双重标准。

公立性质的红会和私立性质的基金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媒体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对前者的负面不但是立即做出反应，放大镜和显微镜都立即用上。对后者，反应也很快：立即戴上眼罩。

2017年的壹基金问题，我没看到有几家媒体出来报道，如果是红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立即就会形成现象级负面舆情。

红会有问题，该揭露就揭露，该批评就批评，该整顿就整顿。看到红会把稀缺的口罩大量给了莆田系背景的私立医院，本人也是怒从胆边生，半年不写文章的我，愤而疾书，往红会身上也踹了一脚。

但我永远反对双重标准。凡事一旦出现了双重标准，必然背后有鬼。这个时候就要引起警惕，不妨先让舆论飞一会儿，看看是不是那几个著名的市场化媒体在发功。

与资本是一种世界现象相关，全世界的市场化媒体都讲同一种政治正确，这种政治正确可以跨越国界。哪个国家的体制最符合资本的利益，那就是全世界市场化媒体共同维护的对象。

无论这些市场化媒体身处哪个国家，都会用同一种标准衡量本国体制的正当性。符合资本利益的，就支持；不符合的，就否定。

双重标准背后就是一套标准，简单，粗暴。

美国现在的疫情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但美国政客依然可以丧事喜办，比如特朗普公开宣布，如果美国疫情死亡人数控制在10万左右，那就是政府工作做的不错。

在中国谁说这种话，不知道要被媒体的批判淹没多久。

当然，如果特朗普说美国应该痛定思痛学习中国模式，危机反思的结果是美国应该搞社会主义，那你看看美国的媒体会不会把他也淹没？分分钟的事。

2008年美国华尔街的贪婪作为直接诱因引出次债危机，当时美国政府因为对市场的深度介入，实施一系列的国有化策略，让美国是否转向社会主义，成为媒体和政界讨论的焦点。在2009年2月份的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甚至以《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作为标题。奥巴马被媒体和议员追问这些政策“姓社”还是“姓资”。奥巴马作为自由主义的左翼政治人物，因为推出医改政策要解决部分美国人还没有医保的问题，就被媒体讥讽为“社会主义者”。

在美国政治圈，谁要是被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那就意味着要受到质疑和警惕。

看人家美国人讲政治多么厉害，在姓社姓资问题上毫不含糊。

美国主流媒体在重大问题上，都用一个声音说话，只要政府跟资本利益保持一致，别为了人民利益损害到资本利益，主流媒体都会跟政府保持一致。多大的事情，都可以得到主流媒体的掩护。

有了主流媒体的掩护，不但无论多大的事都不是事，丧事也可以当喜事办。美国民众有怨气怎么办？往外引导，中国经常会成为“躺枪”目标。这次，从特朗普到蓬佩奥，都是在向中国甩锅，以减轻国内民众对自己的压力，效果还是明显的，特朗普支持率还在上升。没有主流媒体的充分支持，这么做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崛起，不能只有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强大，话语权的强大，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资本国家可以用市场化问题，就可以解决媒体的政治导向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却恰恰不能，因为全世界市场化媒体，不分国界，都讲同一个政治。

现在话语权问题成为最突出的问题，话语权失控成为中国崛起的最大短板。

这一问题希望能够引起高度重视，此问题的解决已经是刻不容缓。

（作者：尹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