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发地病毒毒株与欧洲有关？精准“追凶”

　　◎ 科技日报记者 李丽云

　　始发于新发地的这轮北京疫情牵动人心。

　　6月26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6月北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展”，这份疫情专报在病毒来源分析中指出，从2例男性病例和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环境采集的标本中获得的3株病毒基因分析显示，北京本次疫情流行的新冠病毒为L基因型欧洲家系分支Ⅰ，该毒株比当前欧洲流行同型毒株更“老”；可以排除由动物病毒外溢传染人，也排除今年4月前北京本地传播毒株或武汉流行毒株导致本次疫情。

　　疫情在新发地批发市场的传染模式，推测主要为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传播或经物品表面污染的间接接触传播。

 

　　这份疫情专报对北京本轮疫情趋势研判认为：在北京已经加强监测和强力扩大社交距离的防控措施下，疫情进一步传播风险低。北京疫情近期有望得到控制。

　　判断为欧洲输入依据是什么？

　　关键标本来自哪里？

　　专报中说，北京本次流行的毒株比当前欧洲流行同型毒株更“老”，这意味着什么？依据什么判断新发地毒株为欧洲输入来源？

　　6月27日，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武桂珍研究员。

　　通过系统进化树、亚型分析和特定位点分析，都支持北京新发地关联毒株属于同一个近缘病毒亚型，位点6026和28881-28883变异为北京新发地毒株的标志性变异组合。变异位点6026出现频率特别低，该变异疑似于3月初在欧洲形成，但未见大规模传播(也可能是未被测序)，属于非主流传播病毒株；28881-28883位点变异为境外输入型毒株的标志性突变，首先报告于英国，随后流行于欧美地区，在我国本土病例中罕见。“综上所述，判断北京新发地毒株为欧洲输入来源。”武桂珍说。

　　通过对含有特异性位点的样本采集时间进行回溯，同时带有这些特征性变异位点的毒株最早于2020年3月发现于境外输入病例的样本中，此后多发现于3月至4月期间流行的毒株，因此判断该毒株至少在2020年3月前产生。因此说，新发地流行病毒，比现在欧洲流行病毒要“老”。

　　“这其中涉及好几种可能性。”病毒有可能会在新发地批发市场等阴暗潮湿的环境潜伏下来，导致进化速度变慢，在适宜的时机再次感染人，由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或阳性感染者的排泄物污染海鲜市场环境间接感染导致的暴发疫情；另外，病毒可能潜伏在进口的冷冻食品当中，未拆包装的冷冻生鲜产品在境外被新冠病毒感染者偶然污染，在从境外到境内的整个存储、运输期间，病毒由于被冷冻没有发生进化，所以它不会发生变异。“最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毒株更接近于流行于欧洲的老病毒。”

　　“精准”捉元凶背后是

　　高科技监测和朔源体系

　　“在新冠病毒的病原体鉴定和溯源中，基于新冠病毒全基因组的分子分型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武桂珍说。

　　生物安全攸关民众健康、社会安定和国家战略安全。传染病病原体基因组序列是事关国家生物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张勇研究员介绍，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资助下，病毒病所正在牵头在全国筹建基于病毒全基因组的病毒网络化监测和溯源技术体系，以应对病毒溯源这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病毒病预防控制的重大问题。

　　当前，随着基因组学技术和生物信息学以及大数据管理技术的迅速发展，新一代的基因组测序技术可以对标本中致病微生物实现更加详细的分析，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和大型服务器的高速运算对海量全基因组序列数据进行加工整理，可以准确进行病毒的溯源，洞悉病原体进化的过程，发现其毒力和致病因子、耐药基因，从而把握病原体致病和耐药机制，为病毒病“精准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病原体基因组学领域保持着持续较快发展的态势，各种分子技术正在被整合进入病毒性传染病的诊断和预防控制之中。将基因组技术与生物信息学和流行病学有机整合起来，改善了传染病的公共卫生监测、研究和控制，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2003年SARS病毒的溯源分析，2011年中国新疆输入性脊灰野病毒传播的溯源分析中，在2014-2016年西非地区埃博拉病毒流行病传播的溯源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助下，病毒病所牵头建立了一整套基于新冠病毒基因组分型与聚集分析算法等的监测、溯源技术体系，可用于病毒性传染病的预警预测，应用部门包括我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科研、医院等系统，将极大地提高我国本土病毒性传染病预防控制能力，为我国重大传染病的防控和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转战半个中国的抗疫英雄团队

　　在北京家门口再出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