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社论：疫情下的全球化危机与全球化重构

【侨报5月12日社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超越了公共卫生和经济贸易领域，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出入境管控、减少航班等措施限制人员跨国流动，同时限制粮食出口，号召产业链回归等，不少人开始反思全球化的发展，对更深层次的全球发展秩序和框架忧虑，并认为新冠疫情成为此前已经蔓延的逆全球化浪潮的催化剂，预示着全球化的鼎盛期结束，成为历史的转折点，更加严格的边境控制将成为全球格局的持久特征。

4月17日，中国安徽省捐赠的抗疫物资运抵马里兰州。（图片来源：中国驻美大使馆）

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人类历史演进中的全球化何去何从？我们认为，全球化是随着与工业化同步而生的发展大趋势，是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选择，而不是人为的政治意志左右的结果，是各经济体要素成本、产业配套、基础设施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哪个人、哪个国家政治意志能够随意改变的。多国的焦虑情绪可以理解，但非理性、违反经济规律、违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呼声本身无助于解决疫情防控问题，面对全球性的、不分国界种族的疫情，最重要的还是各国齐心协力尽快控制疫情扩大蔓延，在新的全球化视野下反思经济发展与人民福祉。

首先，全球化在疫情时代面对极其复杂的挑战。

疫情导致“全球化”一夜之间几近暂停，国家间矛盾、族群歧视，文化偏见都在加深。全人类都在用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工业革命、航海世纪、殖民主义奠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后依靠人口红利，在全球低端产业链上发挥积极作用，加速了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节奏，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一路高歌。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失业和工资下降为标志，全球层面的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不能不说与全球化有关联。“不满意”的人不会认为是自己不够努力或不够聪明，而是把问题指向某些族群，这就形成了贫富差距带来的民粹主义，这在美国似乎已经成为现实。全球供应链的不均衡发展在此次疫情之下尤为凸显，制造业的区域化集中也导致了美国老工业地带的产业空洞化，某种意义上来讲，特朗普就是在铁锈地带民粹主义高涨背景下当选总统的。

其次，全球化以及全球供应链的现状非人为造就。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里就提到，资本的特点就是要在全球流动，哪里有市场，哪里成本低，资本就往哪里去。因此全球化的驱动力是市场，主体是个人和企业，而非国家。市场这一自发秩序在全球范围通过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协作，实现人类社会的繁荣。周一的一份报告显示，2019年以来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已经下降到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水平，而美国在华的投资却略有增加，从一年前的130亿美元增至140亿美元。

近30年来，全球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西方发达国家把产成品和半成品、零部件、原材料的加工制造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资本和技术获取高额利润，形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另一个是跨国公司把产业链中一些产成品和半成品的加工外包给全球加工质量好、效率高、成本低的企业，形成全球化的产业链分工，实现了跨国公司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再次，短期内新冠疫情会冲击全球化进程，但长远看来，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疫情重创了全球供应链，商品、服务和人员跨境流动停滞，资金链受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紧密程度，凸显了全球化没有回头路可走。正因为全球化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即使历史上的全球化因国家干预一再遭受挫折，但最终都以一种更加猛烈的方式回潮。

当然，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也需要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给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世界各国的生产生活造成重大损害，凸显全球重大疾病联防联控和治理机制的重大缺陷。推进全球化需要优化全球治理，各国必须形成共识，遏制民粹主义，让世界更有安心感，是各国维护和发展全球供应链，推进全球化的关键。

疫情之下，站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将何去何从？

很显然，全球化不可能因为大国存在博弈就归于消亡，可能会发生主导国家的变化，但这不会瓦解整个全球化格局，但会经历“全球化的重构期”，全球化的格局和规则的确正在重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