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拘役3个月后 他等来三岁肺癌儿子生命中最后

来源：九派新闻

记者王佳箐

儿子死了。

就在他父亲出狱的第三天。

事情来得突然，连去医院抢救的时间都没有。吃晚餐时，小家伙亮亮看起来还没什么异常。自从几个月前，三岁的他被确诊肺癌后，他一直吃得不多，每次得哄十几分钟，他才能勉强吃点。他喜欢牛奶、豆浆、甜味的小馒头，不爱吃肉，粥里的肉末都要吐出来。

11月27日夜里，他突然开始急促喘气，没多久，就停止了呼吸。妈妈尹玉抱着儿子痛哭，谁来都不肯撒手。

父亲计盟陪着儿子度过了短暂生命中的最后三天。他从未这样亲近过儿子，也从来没有距离孩子这么远。他在自责，他因为一场普通的酒局，错过了儿子患病的最后三个月。

01

一天过去了，计盟夫妻两个看起来已经平静了很多。

按照当地的风俗，不能为去世的孩子大办葬礼。家里看不出白事的氛围，只准备了饭菜，招待来往的亲友。

他们的家在柳州市区以西30公里外的村庄，被山地环绕，平缓的耕地上突起几座陡峭的山岗，植被下多是石块，土壤稀少，难以开垦。一条巴士线经过附近，这是他们进城的便捷通道。

大门的外墙上贴了黄色壁砖，三楼像是后来加盖的，没贴壁砖，水泥的颜色也比楼下更浅。门口还有一堆砖块瓦砾没有收拾，倚靠着这栋小楼的还有几处土坯房。

在他中考失利后，母亲问他应该继续读书，还是盖房。计盟选择了房子。厚重的楼板和砖头看起来更实在一些。他延迟了一年读技校，又借了7万块钱，才盖起这栋小房子。

和大多数的农民一样，他们过的都是清贫的日子。4个人的餐桌上通常只有一道菜，多是自己种的青菜，猪身上的值钱的那几块肉通常是买不起的。

冬天的柳州不算冷，在十一月底的这两天也穿上了大衣。孩子的死为这个冬天增添了寒意。大家都心照不宣，对亮亮只字不提，直到计盟的姐夫临走前，随口说了一句，“家里还有两个孩子，明天还要上学呢”。

尹玉在一旁低着头继续剥柚子。过了一会儿，她起身走到门口，用手臂挡着眼睛，低声对丈夫说，“好冷啊”。

计盟脱下自己的外套，尹玉接了过来，转身去了卫生间。直到姐姐一家人开车离去，她都没有出来。

孩子病重的征兆出现在三个月前，那时他有点发烧。大家都以为只是轻微的感冒。亮亮被带去医院打了几天吊针，一直不见好。

他的父亲没有好好陪他，他忙着要去服刑。他在四月因为醉驾，被法院判了三个月拘役，正赶上疫情，对他的惩罚延迟到八月开始执行。孩子恰恰在这个时候发了烧。

“本来以为等我出狱，他就治好了。”计盟说。

02

计盟是大多数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学生，是大多数城市生活里的背景板和路人甲，是农村里那个外出打工多年、兜兜转转也没攒下钱的别人。

他初中毕业一年后找了一家技校去学电器，一个学期都没读完，就退了学；19岁那年，他去广东投奔同乡，待了2年又去了浙江，在各个工厂的流水线上混饭吃，天天对着家电、耳机之类的零件。

流水线上的生活单调无聊。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除了吃饭，他一直做着重复的动作，一周休息一天。工厂外面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和他是没关系的，他也没时间认识同事之外的朋友。娱乐方式也很单调，就是整天和同乡去大排档，喝酒、打牌、唱歌、打台球。

即使大多工厂包吃住，计盟还是存不到钱。等到2013年春节回家后，他就再没出去。

他把搬砖的地方，从广东、浙江搬到了柳州，在工地上出卖体力维持生计。他拉过电缆，搭过脚手架，也给装修公司送过货，搬运建筑材料，一箱地砖100斤，没电梯的时候就全靠人力。两个人搬一箱，每上一层楼就多挣一块钱。

他也看不到什么希望，无论是在流水线还是工地，都没有什么升职空间，也不值得奋斗。这时，他已经23岁了，似乎到了一个该要谈婚论嫁的年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在“适当的年龄”做应该做的事。

他通过搜索“附近的人”，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尹玉。他恋爱了，工作愈发不上心。他频繁辞职，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聚会、喝酒上，酒量练到了一次两斤白酒。他不喝甚至就会失眠。

恋爱3年后，他结了婚，第二年就做了父亲。儿子的出生给了计盟很大的希望，他决心以后要好好工作。

偏偏这个时候，他又遭逢变故。儿子出生半个月，他的父亲在家门口的路上摔倒，检查发现是脑出血，医药费花了11万。

这个家还没来得及喘息，半年多后，计盟在一个晚上突然中了风。他在去厕所时，左侧身体突然失去知觉，一下子跌倒在地，躺了二十多分钟，才慢慢恢复。凌晨四点多起床时，他又一次摔倒在卧室。他拿拖鞋敲房门，四十多分钟没有人回应，他挪到床头，拿起手机给姐姐打电话，“我摔倒了，起不来了”，这时他的嘴巴已经向左歪斜。

他被诊断为急性期脑梗死，在医院住了19天，期间一度陷入昏迷，被送进重症监护室。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他下床都困难，动弹不得的时候，他开始觉得害怕，不断地想怎么样才能好起来，以后该怎么办。

医生给了两个选择：手术，在血管里放支架，效果更好，但花费和风险也更大；保守治疗，长期服药。

计盟选择了后者。

03

即使已经过去了3年，他的手臂仍然不像从前那样灵活。他盛饭多用右手，左手即使端着空碗都会有些颤抖，甚至会拿不稳摔在地上。工作时也不顺手，使不上劲，重物搬不动，即使是轻松的活儿，效率也很低。

他考虑过回老家中养牛、养猪，“在工厂里最勤快的一年也就能赚五六万，在家做养殖也能赚到这么多，还轻松不少”。问题在于，他没有养牛的成本。

同村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只有两三个留在家养羊、务农。这个村庄被山地环绕，可作耕地的平缓土地并不多。计盟全家有1.5亩田，用来种玉米、稻谷、桑叶。今年他们的收成不好，蚕丝价低，一年的收入还不到1万。

没工作、没钱、也买不起房，他甚至连在工地上出卖体力的资格都没有了。他越来越自暴自弃了，不愿意出门工作，闲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多。

他又开始借酒消愁。出院时，医生曾叮嘱过要少喝，他给自己找了个好理由，说喝酒能通经活络，让自己更舒服。

把他送进看守所的还是酒。去年9月，他终于在一家汽车加工厂上班，这是他无数工作中的一个，也是他最近一年多以来的新工作。

入职不到一个月，车间的领导请所有员工吃饭，算是过中秋，“我本来是不想在那里吃，打算直接回家的，但是领导说做了狗肉，又做了羊肉，非让我留下来”。

这一场酒喝到了夜里11点多，五十多度的白酒他不记得自己喝了多少，觉得还算清醒。同事劝他不要回去了，他觉得自己还行，坚持要骑摩托车走。

从工厂到家，骑摩托车要半个小时，他走到永前路的一个路口时，两个交警拦住了他。一个站在车前拔出了车钥匙，另一个堵在车尾。酒精检测仪显示，他的酒精含量达到了245mg/100ml，远超醉驾标准（80mg/100ml）。

今年4月，他被送上法庭。法官以危险驾驶罪判他3个月拘役。在判决之前，他对实施快十年的醉驾入刑毫无所知，以为“罚点钱就没事了”。

他随后就丢了工作。这时，他的儿子亮亮有两岁多了，开始能跑能跳了。他已经不记得儿子出生时，他在产房外面的狂喜和决心。那时，他还决定要做一个好父亲。

疫情迟迟没有结束，他服刑的日子一拖再拖，直到今年8月，他才收到去看守所报到的通知。妻儿把他送到村口的巴士站台，他伸手想抱抱儿子，亮亮说“不要”。

一进看守所，他那副600度的金属框眼镜就被没收，“模模糊糊像个盲人一样过了3个月”。

04

他的儿子在这个时候被确诊为双肺小圆细胞恶性肿瘤，已经进入了肺癌晚期。按照当下的医术，孩子的时日无多。

孩子的母亲尹玉整日愁眉不展，孩子不争气的父亲还在看守所服刑。尹玉觉得，得让孩子再见一面父亲。她担心儿子的病情熬不到11月25日计盟出狱。她向看守所提出了请求。

11月8日早上，计盟突然收到狱警的通知，让他准备家属会面，“狱警说小孩病了，我问严不严重，狱警也不告诉我，让我见面了自己看，我一下子变得特别不安”。

家里还来了不少亲戚，大家只说亮亮的肺部“有些毛病”。一开始，亮亮没有认出全身穿着防护服的父亲，摇着头不肯让他抱，计盟的姐夫举起亮亮，送到他的怀里。

计盟抱着儿子坐下，把护目镜推到头顶，问他，“是不是想爸爸？”亮亮点了点头。

他又问，“舒不舒服，头昏不昏”，亮亮还是不说话，只用点头和摇头回应。

见儿子看起来没什么精神，计盟叮嘱说，“好好吃药，乖乖听话”。

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导致他入狱的这场酒的代价到底有多高。他刚满三十岁，有过无数推杯换盏、流连酒肆的时光，也有过数不清的醉酒的场面，但从没有一场酒的代价如此之高——即使他曾因此中风。

儿子熬到了11月25日。那天早上，气温不高，还飘着细雨，亮亮一家人都去迎接出狱的爸爸。小家伙没有马上要见到爸爸的兴奋，他昏昏沉沉地倚靠在妈妈怀里，头上贴着退烧贴，一直念着“回家”。

计盟出狱时，穿着一套紫色格纹的厚棉睡衣、一双凉拖鞋，右手带动着身体前后摆动，左小臂平举，握拳向内勾。这是3年前中风留下的后遗症，他的身体左侧虽未瘫痪，也已不像正常人那样灵活。

因为高度近视，计盟走近了也没看见车上的妻儿，还以为他们没来。换上新衣后，他回到车旁，想抱抱儿子。他的手一架在儿子的腋下，儿子就开始喊“不要”。他刚入狱时，亮亮还会常闹着找爸爸，11月初在看守所会面之后，就闹得少了，现在大约是因为没什么精神，亮亮对谁都不搭理。

出狱后去理发的时候，计盟得知孩子得了肺癌，晚期。

出狱后的三天，是他完完整整陪儿子一起度过的最后时光。他哪里也没去，整天坐在儿子身边。他似乎还没有学会做一个父亲，给儿子喂药也不会。

直到三天后的夜里，孩子在一阵急促喘气之后，离开了父亲。

计盟又想起了2017年的那个新年，当时他焦躁不安地在产房外等候，医生来恭喜他，说他老婆生了，是个儿子。他激动地给所有亲近的人报喜，通讯录几乎打了个遍。那时他觉得未来充满希望，心想，一定要做个好父亲，努力赚钱，供孩子上高中、大学，好好看着他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