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学的创新性贡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学的创新性贡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当前，稳定经济增长的重点是解决结构问题，解决结构问题必须从供给侧发力，从供给侧解决结构问题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案，也是推动全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案，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原创性贡献。

　　稳定经济增长的重点是解决结构问题

　　一个国家要稳定经济增长，前提是供求总量与供求结构都要保持均衡。然而，以往大多数经济学家只关注总量均衡却忽视了结构均衡。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首次提出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原理，即萨伊定律，其论证逻辑是：人们卖出自己的商品，目的是为了购买别人的商品，既然大家都为买而卖，有供给就一定会有需求，供求可以自动均衡。显然，萨伊所说的供求均衡，指的是总量均衡。

　　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了经济大萧条，普遍的生产过剩和失业令萨伊定律不攻自破。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提出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投资与消费，掀起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虽全盘否定萨伊定律，但他所关注的同样也是总量均衡。

　　《通论》一度被西方国家奉为国策。可惜好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先后陷入“滞胀”，于是人们又纷纷批评凯恩斯开错了药方，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受到了关注。供给学派提出政府应重点减税而不是增加公共支出，这一主张与凯恩斯并无实质性不同，两者皆主张刺激投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扩大私人投资，后者主张增加公共投资。

　　从萨伊到凯恩斯再到供给学派，关注的都是总量均衡。在他们看来，市场均衡的关键在总量而非结构。

　　与以往经济学家的看法明显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关注和解决结构性问题。这一论断既坚持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又创新了市场均衡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对市场均衡作过严密论证，得出的结论是：总量均衡并不代表结构均衡。马克思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要顺利进行，条件是要同时实现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价值补偿指总量平衡，实物补偿指结构平衡。若只有总量均衡没有结构均衡，最终仍会导致供求总量的失衡。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虽然表现为总量失衡，深层原因却是结构失衡。

　　何谓总量均衡与结构均衡？举个例子：假定一定时期总供给为1000万元，总需求也是1000万元，此时供求总量(价值补偿)是平衡的；但从实物补偿看，假定市场供给1000吨钢材、2500吨粮食，而市场需要的却是800吨钢材、3000吨粮食，于是钢材过剩200吨，粮食却短缺500吨，供求结构并不平衡。

　　如果结构失衡不解决，社会再生产便无法进行，长此以往总量也会失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总量均衡是由无数个局部均衡加总起来的均衡，一个经济体内部市场要出清，前提是人们想卖的商品都能卖得出，而想买的商品也都能买得到，否则就会导致两种结果：库存增加或者需求外溢。无论出现哪种结果，总量都会失衡。一旦结构失衡造成了总量失衡，若不解决结构问题，刺激需求只会适得其反。凯恩斯当年主张政府通过增加赤字刺激投资，目的是要实现总量均衡，然而这种办法只在短期管用，长期却是饮鸩止渴。道理很简单，如果某种产品库存增加，说明生产已经过剩，此时应减少生产才对，但在政府刺激政策下企业会继续生产，这对结构失衡无异于雪上加霜。供给学派提出的全面减税也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起手就按供给学派的主张削减政府开支，全面调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利润税，此举虽一度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复苏，但并未解决结构性问题，所以里根执政后期又迫不得已开始加税。

　　解决结构问题应从供给侧发力

　　《通论》出版之前，经济学家一直是重视供给管理的。19世纪初萨伊提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着力点明显在供给侧。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将供给与需求结合起来研究局部均衡，重点也不在需求侧。凯恩斯为何要将市场均衡的重点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1929—1933年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大萧条，萨伊定律无能为力，为救资本主义于水火，凯恩斯另起炉灶创立了需求管理理论，在短期内产生了刺激增长和增加就业的效果；其二，供给难以调控，需求则易于调控，因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容易被政府采纳。理论上讲，生产出现过剩时，要恢复供求均衡，既可减少供给，也可增加需求。可在凯恩斯看来，减少供给就得限制生产，进而增加失业，扩大需求不仅可以增加就业，而且政府用扩张性政策刺激需求易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