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余年》编剧：不是为迎合观众才写的搞笑

　　《庆余年》编剧王倦说，他希望观众可以在轻松的环境之中感受到这部剧所要传递出的主题，而不是以一种很压抑的气氛进入故事。“虽然它有很多所谓的喜剧桥段，但这个故事本质的内核是悲剧。世道对阶级的不公，对人性的压迫，都藏在那些欢笑之中。  

　　改编自猫腻同名小说的《庆余年》目前正在热播，原著作品中，范闲是由现代社会穿越到故事背景所在的时期，《庆余年》在故事开始之前，加了一段原创剧情，男主为了让教授认可自己的论文命题，通过写小说的方式，假想自己回到古代，让后续故事得以展开。日前，本报专访该剧编剧王倦，王倦坦言，自己喜欢写人物戏，喜欢展现每个人物复杂的一面以及情感的碰撞，虽然《庆余年》看上去有很多谋略斗争的内容，但从整个主题来说，本质上全是人性的碰撞。“我很喜欢原著小说，希望尽量把人性光辉的一面在剧里表现出来。”

　　主题 范闲只想变成“种子”

　　原著中的范闲想做个富贵闲人，但时势逼他做不了。范建千方百计想把叶轻眉的财富交给他，陈萍萍千方百计想把暴力机构交给他，都是希望在自己走了之后，范闲能有足够的力量。范闲知道庆帝杀了他妈，但他也不想报仇。

　　在剧里，“我希望这世间，再无压迫束缚，凡生于世，都能有活着的权利，有自由的权利，亦有幸福的权利。愿终有一日，人人生而平等，再无贵贱之分，守护生命，追求光明，此为我心所愿，虽万千曲折，不畏前行。”这是叶轻眉试图在古代世界传递的价值观。

　　听及母亲提出的“理想社会”，范闲第一反应是，“这是要改变整个时代啊。何其宏大的誓愿，何其艰难的梦想。可是我不能继承您的梦想，与世界为敌？我没有这样的勇气，我只想好好活着。”范闲有平等思想，对自由向往，但不纠结深刻，不挑战规则，不执著于证明自己。在王倦看来，范闲在融入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小富即安，没有做一个反抗者，他只是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过好生活就行。“范闲是一个渐渐觉醒、改变自己观点的过程，他更像普通人，可能没有激烈地反抗，但愿意让世界变更好一点，愿意付出一些。”

　　据王倦介绍，在剧中后期范闲会有转变，比如某些人物的死亡，能推动他慢慢变成一个更直接面对封建制度的状态。范闲跟他母亲对当代文明的理解角度是不同的。母亲更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范闲的某种角度是有点现实的，因为他知道理想主义要实现是特别困难的事，不是一个人能改变的，在封建社会则需要漫长的时间。他所能期待达到的是，之后他会变成一颗种子，他自己看不到变化，但在十几二十年几百年之后，能看到这棵树长出来，能改变这个世界，“范闲只想变成种子，而他母亲是想让自己成为大树，这是他们观点不同的地方。”

　　在王倦看来，范闲的所作所为不是反抗，只是想把自己心里、记忆中的世界，把现代社会的某些观点展现出来。“他秉持这个观点生活在封建社会中之后，就像一个阳光一样，慢慢地把光扩散开来，感染更多人。”

　　虽增喜剧桥段但内核仍是悲剧

　　在已经播出的剧情中，《庆余年》释放了大量喜剧信号。小说中的沉重和灰暗在剧中被淡化，有些人物形象的夸张和一些语言的运用产生了令人会心一笑的效果，比如用开口认爹的方式迷惑来路不明的黑衣人费介，紧接着给出一顿“暴揍”；在京都遇见的第一个人王启年，表面上是鉴查院文书值守，背地里还干着贩卖京都地图等投机倒把的生意。剧中要承载喜剧效果的人不少，其中最具人气的则是郭麒麟扮演的范家小儿子范思辙，地主家傻儿子的呆萌形象鲜活生动，他看似横行霸道，实则心思单纯，一心向钱，发现商机时能立即化身为数学天才。

　　王倦表示，改编后的《庆余年》毕竟是一部电视剧作品，小说里可以心理活动多多，画面上总不能范闲一个人自言自语，王启年适合做这样的角色。既然要长伴范闲左右，那就希望他也能亮彩些。尤其是庆余年的故事里，聪明人高人狠人都很多，各种诡计，千般斗法，自然精彩，又正好能再添些烟火气。设置诸多范闲身边人物的“喜感”，除了喜剧效果之外，也要烘托出家庭对范闲的感染力。比如前几集中从皇帝和长公主在一起的戏份就可以对比出范闲一家的其乐融融，“我就是想做这样的感觉，为什么范闲会成为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他会选择保护这个家？是因为家庭的温暖。如果他的家庭和那边(太子)是一样，他走的路未必是现在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