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爱尔兰人》：苦涩复调交织出的荒诞画卷

　　批评“漫威电影是主题公园”后，老牌导演斯科塞斯新片终上映——

　　《爱尔兰人》：苦涩复调交织出的荒诞画卷

　　■本报记者 柳青

　　看斯科塞斯的新片《爱尔兰人》，很难不联想他之前那番“漫威电影是主题公园”的表达。《爱尔兰人》的质感和特色，几乎在“漫威电影”的对立面。更微妙处在于，斯科塞斯的作品和言论其实都试图从内部视角传递出忏悔和救赎的渴望：“爱尔兰人”弗兰克·希兰对黑帮风云的回眸和斯科塞斯对当代商业片的苦口婆心，构成苦涩的复调，他们都是局内人，他们都是行将出局的“老派人”。  

　　虽然斯科塞斯认为大银幕是观赏《爱尔兰人》的最佳方式，但是通过流媒体观看，并不折损它的品质，有些时候，它微言大义的戏剧能量和无声胜有声的情感张力，更适合私人观影时的细品，因为电影院里没有暂停和后退键。

　　三个半小时的《爱尔兰人》有一条迂回的时间线，就这一条就让它格格不入于主流商业院线。影片开始于迟暮的弗兰克在福利院里的回忆，他回想和黑帮老大罗素在1975年开车去底特律参加一场婚礼，途中他们经过的一处加油站勾起两人回忆——1975年的弗兰克回忆起1950年的自己是个货车司机，意外地和罗素发生交集，他用了一点小聪明加入罗素的帮派，成了做脏活累活(杀人放火)的“爱尔兰人”；得到组织欣赏后，他被派到帮派高层杰米·霍法身边当左右手。两条交错的回忆线平行前进，直到汇聚到1975年罗素女儿婚礼的前夜，霍法离奇失踪。

　　霍法是1960年代美国政治明星，他公开的身份是为全国卡车司机争取福利和权益的工会领袖，而他实际与意大利裔黑帮有着极深的利益往来和瓜葛，在黑帮内部，他被称为“我们的上层人物”。弗兰克从无名之辈到“大佬”的臂膀，他被迫见证了：底层民众的退休金储备成为黑道生意的启动金，黑帮家族用染血的金钱把肯尼迪公子送进白宫，只为老肯尼迪许诺：“卡斯特罗会被除掉，黑手党的赌场将重回古巴”……一个黑帮杀手的个人见闻，指向一幅更广袤的黑暗荒诞的画面。就这一点而言，《爱尔兰人》的核心剧情是对大众经典《教父》的拨乱反正和嘲讽——“柯里昂家族”从来不是命运或某种更庞大权力支配下的傀儡，并没有儿子在重复老父亲的宿命并且被放逐在主流美国之外，黑钱哺育的孩子成功地被送进更高的权力层，只是不听话的逆子被“伯父们”手起刀落地杀掉了。

　　但是迫近着看，斯科塞斯对于金钱和暴力的流动机制是不感兴趣的，就像老年弗兰克的一句台词：“为什么肯尼迪家老大靠我们的钱成了总统，他的弟弟却要处处针对我们？这是我搞不懂的。”在《亨利四世》里，福斯塔夫对即将背叛他的哈尔王子说出：“你欠着我的情义啊！”这才是斯科塞斯在《爱尔兰人》里真正关心却从未说破的东西，当他试图呈现黑帮的结构原理和运作方式时，他让观众看到的黑帮内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那是人与人之间的缔结、默契、疏远、决裂，以及笼罩着所有人际关系的沉默。

　　大概黑道风云和市井风波的本质是相通的“人的江湖”，《爱尔兰人》奇妙地和《繁花》有着同一个灵魂内核：不响。决定纳投名状的时候，弗兰克不响；每次决心要弗兰克出面去把某个人“做掉”的时候，罗素不响；出任务的时候，刽子手不响；而每一个大嗓门的“黑帮大喇叭”，最终被安排得妥妥当当，个个“不响”。

　　《爱尔兰人》的“不响”是双重意味的，显见的是黑帮的企业文化，而藏得更深的潜台词，是一种静默悲伤的凝视，是来自“自己人”的质疑和否定。斯科塞斯在电影里引入了一个孩子的视角——弗兰克的女儿佩奇，这个敏感的小姑娘在目睹父亲施暴现场时，立刻明白了父亲和他的伙伴们是怎样一群恐怖的怪物。她不能接受这一套暴力的游戏规则，但她同时是这个暴力系统的受惠者，在她不能改变也没有能力离开时，她永远安静地看着父亲消失在夜色中。佩奇“不响”，提供了一种既来自内部同时又是间离的视角，这不是无辜者的抗议和谴责，而是同流者的忏悔和拒绝。佩奇在成年以后和父亲断绝了关系，她终于决然地离开那些“可怕的伯伯们”。佩奇的“无情”造成弗兰克走向坟墓时最深的痛苦，但压垮父女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因为弗兰克最后一次无情的“不响”。1975年的夏天，在靠近底特律的一间汽车旅馆里，罗素告诉弗兰克他最终所下的决定，然后递给他一碗蔬菜色拉，这时罗素不响，弗兰克不响，但两人的沉默里并不全是推心置腹的默契，罗素的“不响”里是杀伐决断混合了将错就错的苦涩，弗兰克的“不响”里是知遇之恩掀起质疑的波澜。在这个安静的情境里，乔·珀西和德尼罗给出了让人心碎的表演，尤其在看到影片结尾的画面时，会忍不住后退到这个场景，以及更早的细节里，从人性的枷锁和人生的荒诞中体会无限苦涩的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