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文化治理，家长和学校不应出现在观众席，
孙佳山 中国艺术研究院
粉丝文化、粉丝经济最初发源于日韩，以“偶像养成”为最突出特征。在其发展历程中，流量明星与粉丝个体成长的伴生性愈发强化，粉丝与流量明星的关系，被逐步打造成“老父母养儿女”式的逻辑。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拥有相对完美人格的“高大全”式的传统明星，对于新一代青少年来说，也就不再具有过去那样的影响力、吸引力。反而那些有一定缺点、但个性更为鲜明突出的流量明星，更容易成为“饭圈”文化娱乐消费的首选。
受日韩“偶像养成”式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影响，“饭圈”的种种运行模式也随之而来。近年来，线上线下各类明星应援活动层出不穷，如何放大流量明星的个人影响力是各家粉丝角力、比拼的焦点。为流量明星一掷千金的行为开始此起彼伏，水涨船高。例如2016年末，某偶像组合庆生视频竟然在粉丝的极力推动下，在纽约时代广场巨幕上播放，一时间成为焦点话题。
为什么当前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青少年粉丝群体，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追星事业中？一大原因在于90后、尤其是00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代在接近“原子”家庭结构（指成员有逐渐脱离传统家庭共同体的倾向，相互联系变少、频率降低）中出生、成长的新一代；与此同时，他们又是被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介文化环境所裹挟的“网生代”。原子化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疏离，以及新媒体时代数字化生存叠加所造就的代际性的群体性的“孤独”，使得这一代人在其成长过程中，形成了迥异于既往代际的情感结构、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
当前，我国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也就是“饭圈”的实质，是粉丝以众筹资金、集体消费等方式，主动参与到流量明星这一文娱产品的运营活动之中，这也是“饭圈”与传统追星最大的区别特征。对于粉丝而言，明星不再像天上的星星那般遥不可及，而更像是关系平等、联结紧密的朋友、恋人、合作伙伴。从单纯的仰慕者、追随者，到明星的打造者、推动者，一些青少年在追星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和群体认同感。
也正是因为海量的粉丝，史无前例地参与到作为文娱产品的流量明星的运营活动，导致流量明星和粉丝结成了一荣俱荣的利益——情感共同体。前者需要流量数据来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从而获得更多参加演艺活动的机会;而后者为了让自己心仪的流量明星持续走红，创作更多被他们喜爱的作品，而使尽浑身解数为其造声势、刷票房、冲销量等，提高各项商业指标，从而更深度参与到流量明星运营的各项活动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粉丝群体已成为左右流量明星前途命运的重要力量。
值得警惕的是，一部分青少年在追星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和群体认同感的同时，深度参与到流量明星的具体工作、日常生活中的欲望也进一步膨胀，他们的这种过度热情也就极易被资本所利用。为了迎合粉丝群体的这种心理需求和逻辑，在狗仔、媒体、经纪公司、职业粉丝等多方的合力下，大量流量明星的隐私遭到曝光和炒作，其工作、生活被予以功利性极强的透明化，甚至连基本隐私权都被侵犯。而其中一部分盲目、缺乏理性、不成熟的粉丝群体，在资本的纵容、怂恿之下则一步步走向疯狂，甚至开始僭越道德底线，将原本正常的追星演变成扰乱影视行业生态、影响社会秩序的失控行为。
近年来，粉丝追星过程中所存在的价值观有着严重问题的诸多乱象正不断浮出水面。由于饭圈内部复杂的运作逻辑、规则，在粉丝团体当中“互黑互撕”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也是特定粉丝群体心智不成熟和价值观偏差的一个具体表现。特别是一旦有人与特定粉丝群体的意见相左，就会出现诉诸人肉搜索、人身攻击、诋毁造谣，乃至寻衅斗殴等暴力行为，进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而且，一些“饭圈”发起的为流量明星所举行的众筹活动，总共筹得资金与实际公布数据严重不符，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也大多不了了之，未成年人受害者的经济损失也很难追回。
当代中国青年文化、亚文化，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呈现出了极为独特的文化经验。这一代年轻人身上有两种特殊性，一是代际经验的特殊性，另外一种是媒介经验的特殊性——受这两种特殊性的叠加影响，70后、80后就未必能理解90后、00后，更遑论50后、60后。这其中涉及的是整个社会的心智发育和价值观引导问题，不同代际之间彼此贴标签显然不会解决任何现实问题。
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中，年轻人肯定需要学会成长，但上一代如何理解、引导下一代，这同样也是对上一代人心智水平和价值观的巨大考验，任何上一代都并没有什么文化例外。尤其是在“原子”家庭结构不断蔓延的现实语境下，在价值观引领上，学校、家长、监护人等都应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发挥好自己的作用：他们不仅应出现在“教练席”，更应该出现在“赛场”上；然而在当下的现实中，他们却大多出现在“观众席”，甚至“媒体席”上。不同媒介形态下的两三代人需要共同进化，这不仅是社会分工和文化圈层等角度的问题，从宏观上讲，这也是如何实现文化治理能力、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又一个现实挑战。
本文删减版发表于2020年5月29号人民日报海外版文化万象版《墙内看花》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