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颠覆欧洲历史进程的古代“世界大战”,修
一提到战争,大家都想到的是残酷与杀戮,但实际上,每一次的战争几乎都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弱者被强者淘汰,文明又迈入了新的阶段。从奴隶社会道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道封建社会,从以权专制到权力分立,战争可以直接影响甚至改变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
战争书写着历史,也改变着历史。今天想要说的,是一场西方的战争。这场战争令曾经无比辉煌的希腊世界迅速沉沦,并影响着古代欧洲的历史进程。
在现在的国际界会经常提到一个名词,叫“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名叫修昔底德的历史学家提出来的,一直到现在都在沿用。而这个概念,就是针对这场“世界大战”提出来的。这场战争,就是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面对敌人,我们是朋友要知道,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跟古代的中国一样,一个皇帝可以统治那么多的国家。而在欧洲,由于平原面积小,山脉又多,所以土地也就被分成一块一块的,国家也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每个国家都觉得自己是特别厉害的。毕竟,这个时代的古希腊,真的就跟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高度重合,每个国家都很小,如果不是必要的交流,他们真的可以做到“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在墙里边,我们就是兄弟,墙外边,我们就是敌人。”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在小小的欧洲就分离出了几百个国家。
当然,虽然国家很小,但是也有两个王者出现。一个是雅典,一个是斯巴达。这两个国家曾经是好朋友,一起携手打败了波斯帝国的入侵,也就是希波战争。打败了共同的敌人,两兄弟都特别高兴,按理说应该一起喝啤酒庆祝一下,但是一山不容二虎这个道理也应验在了两兄弟的身上。
公元前479年,大哥之一的雅典和一群小城邦一起,组成了“提洛同盟”,另一个大哥斯巴达带领着他的兄弟们组成了“伯罗奔尼撒同盟”,有点类似于“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两个同盟领头人就从曾经携手并进的兄弟变成了眼红的敌人,两边都想当老大。
想要挑衅,先找靠山两个国家正胶着着,“伯罗奔尼撒同盟”当中有个城邦忍不住冒头了,他叫“柯林斯”,他膨胀了,于是就招惹了一个名叫“科西拉”的城邦,然而自己实力不够强,被“科西拉”揍了一顿,委委屈屈撤退了。
科西拉就开始琢磨了,虽然我把柯林斯打了一顿,但是他背后有斯巴达这个靠山,不行,我也要找个靠山,于是雅典成了他的不二人选。
其实在希波战争之前,斯巴达一直都是大哥大,非常的强大,斯巴达崇尚武力,城邦居民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准备打仗的路上,而且他们对于男人的训练也很严苛,会用一些折磨的手段锻炼他们的意志力。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推崇之下,雅典只能当老二。
但是希波战争以后,雅典膨胀了,他认为他也是能够打胜仗的。他的声望在众城邦当中日益凸显,于是斯巴达就感到了威胁。科西拉原本想要投靠雅典,雅典看了看,科西拉的位置很不错,于是就同意了帮助科西拉出兵,科西拉就加入了“提洛同盟。”
本来跟雅典就不太对付了,这下子斯巴达彻底怒了,决定跟雅典来一场正面对决。
面对利益,互不相让在正式开始打仗之前,提洛同盟内部还是出现了一点问题。里面有两个城邦,一个叫“波提狄亚”,一个叫“麦加拉”,他们两个在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怂恿之下,决定退出提洛同盟。
雅典不乐意了,立马派兵镇压波提狄亚,同时也对麦加拉实施贸易制裁。当然,如果只是内部矛盾可以内部解决,但是雅典在处理这两个城邦的时候,还把伯罗奔尼撒的人给关起来了。这就触犯了斯巴达的底线了。
斯巴达秉持着能友好解决还是友好解决的理念,向雅典下最后通牒,要求雅典撤军并解除商贸禁令。但是雅典很跳,我现在也是有能力的国家了,干嘛要听你的。于是,两个城邦之间的大战触发了。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式爆发。斯巴达和雅典在军事上各有千秋,斯巴达擅长陆地作战,而雅典擅长水上作战。虽然雅典的城邦在陆上,但是雅典的首席将军伯利克里非常睿智,他下令士兵对自己的国家严防死守,然后派另一队士兵从海上进行偷袭,攻打斯巴达的沿海防线。
雅典的军事战略非常有用,斯巴达后方频频告急,最后不得已撤兵。但是,虽然明面上斯巴达撤兵了,暗地里还不停怂恿提洛同盟的小国家退出,以削弱雅典的后备军实力。明面不行暗地里来,第一回合以雅典获胜告终。
斯巴达休养生息了一段时间,第二回合又开始了。这一回合,雅典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城邦里面爆发了可怕的瘟疫。
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将所有的农民市民都安置在城里面,加固防守,然后通过海上运输,供给城内用度。此外,雅典对半岛的不同地点展开了登陆战,还和斯巴达一样,进行策反,发动敌对城邦奴隶起义。
斯巴达考虑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只在夏天蹂躏敌方农田,却没有想过进行直接围攻,所以雅典也并没有主动出击,就关在城里面不出来。
但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公元前430年夏季,出现了席卷全城的热浪,气温高达39-40度。从埃塞俄比亚发源的一场瘟疫,经过埃及,经过波斯,经过爱琴海传到了雅典城邦内。由于雅典继续保持着闭关自守的态度,所以瘟疫很快蔓延了全城,消灭了雅典四分之一的人口。连著名的“伯利克里”也命丧于这场瘟疫。更令人害怕的是,这场瘟疫持续了两年之久。
虽然在经历瘟疫,雅典也没有停止打仗的脚步。此时如果停下来,也是等死。于是,雅典又凭借着自己的海军优势策反了斯巴达的“小弟”派娄斯,斯巴达面临非常大的威胁。但斯巴达随后也联合起那些背叛雅典的城邦,将雅典的军队团团围住,第二回合,双方基本上又是打了个平手。
最后,双方签订了一个“不痛不痒”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和约,战争暂时告一段落。
闭关自守,骄兵必败战争如果不分出一个绝对的胜负,基本上是不可能停止的。所以,这个合约也就名存实亡了。
公元前415年,雅典派军远征西西里,进攻叙拉古。结果,雅典内部军心不定,将领意见相左互不相让,这支远征军被斯巴达全军歼灭。雅典这时候真的腹背受敌,远征军没了,内部不停有背叛者,而曾经的敌人波斯现在也加入了斯巴达的战队,两方实力相差越来越大。
不行,该做个了断了。于是,在赫勒斯滂海峡(即今天的达达尼尔海峡),斯巴达和雅典展开了决战,几乎没有悬念,雅典全军覆没,斯巴达大获全胜。
伯罗奔尼撒战争终于结束了,然而,内战没有赢家。实力相当的两个城邦殊死相搏,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伯罗奔尼撒战争打了很久很久,长达二十七年。雅典和斯巴达显示出了他们野蛮的天性,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把斯巴达和雅典的城邦弄成了断壁残垣,而且对希腊文明也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
打完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和斯巴达皆已“精疲力竭”。但是,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两方疲惫不堪的时候,北方刚刚崛起的马其顿准备一举南下,将贫弱的希腊收入囊中。
我们似乎能看见,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父子,看着累趴在地的雅典和斯巴达,正发出奸邪的微笑。大喝一声:“兄弟们,看朕的江山!”
“修昔底德陷阱”与伯罗奔尼撒战争从这次战争当中,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不可否认,国家对于利益的驱逐是非常强大的动因,但是它未必是一种导致战争的必然因素。
古希腊的城邦讲究的是公民共同体的有机政治联合,强调的是一种政治性,现代的城市更多的是一种经济行为的集聚。有政治的地方就会出现政治阶级,雅典和斯巴达其实内部已经有非常严重的贫富分化了,这和中国封建社会是一样的,长久以来的阶级压迫,使得希腊的一些城邦内部阶级矛盾非常明显。
虽然雅典进行过民主制改革,但是有些社会现象并不是一场改革就能够完全解决的。在希波战争爆发的前三十年,贫富分化和党派之争就已经非常明显了。穷人和富人的斗争从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过,僭主政体也在不断流行。所谓的僭主政体是指通过保护平民、压制贵族和富人起家,是一种民主的体现,斯巴达曾经派人镇压过僭主政体,因为它是代表贵族利益的。
雅典在希波战争胜利之后,取得了希腊联盟的领导权,平民的势力也逐渐提升,使得雅典赢得了民主政体的好名声。当时各个城邦都在分裂,偏向于民主的城邦喜欢雅典,偏向于贵族的城邦都喜欢斯巴达。所以从这里来看,雅典和斯巴达的对立并不仅仅只是国家之间的对立,更深层次的是一种政体的对立,阶级的对立。
另外,雅典和斯巴达内部也存在着斗争。比如说斯巴达内部的希洛努力阶层和斯巴达平民的矛盾。斯巴达是进行过政体改革的,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建立了斯巴达混合政体,该政体以贵族荣誉为主导,也成为了古典世界当中政教合一的国家典型。他的政治文明高度发达,政体非常稳定,这也使得为什么它在镇压僭主政体的时候自身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
斯巴达属于高度的精英政治,强调法律的作用,当然法律也是贵族制定的。来库古制定的法律将斯巴达城邦紧紧约束在一起,也把外界的希腊世界隔绝在外,他们其实骨子里是想过好自己的生活,不太愿意进行侵略扩张。不过,这种性格导致的结果就是,希波战争之后,雅典人接手了领导权,实力大增,走上了帝国之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斯巴达有所不同的是,雅典这个国家因为靠海,所以它的海外贸易是十分发达的。经济的发达也就带来了更多阶层分化,阶级冲突也更加明显。经济的发达也带来了雅典政治文明的开化,雅典城邦内更加自由,与此同时,政体变迁也更加频繁。
梭伦是雅典民主改革的领袖,他提倡废除债务奴隶,这里只是指债务奴隶,其他类型的不包括在内。但是虽然提倡民主,实际上索伦改革还是加强了社会阶级的分化,他按照财产的多寡将平民划分成四个等级,最低等级的平民没有某些权利。从这里看出,实际上权力还是掌握在贵族的手里。
由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贤举能,所以有的时候带兵打仗也是按照阶级划分,一些毫无作战经验的贵族也有可能当将军,这也直接导致了出征军队损失惨重。一波波精英首当其冲,精英阶层死亡以后,平民之中由富到贫继续补上,但是这样的话,精英阶级在战争当中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
雅典内部的冲突太过激烈,这无疑会造成国内损耗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转移怒火,将国内的矛盾转移到国际当中,雅典,不得不发动对外战争。
斯巴达看起来属于被动的一方,因为雅典的挑战对它构成了威胁,它不得已进行反抗。斯巴达安土重迁,不太愿意称霸,但是面对威胁的时候,又不得不奋起反抗。
希波战争结束以后,斯巴达还曾经希望构建一种“大同社会”,即各城邦拆除城墙,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雅典对此作出的回应是,修筑了更多的城墙,而且开始训练海军,向希腊世界展现出自己的野心。
而且,同盟的财政中心也转移到了雅典,雅典有了资金的支持牢牢掌握住了领导权。雅典开始轻视农业,主张全城居民从军,从商,他们的野心也不再只停留于希腊,甚至有称霸欧洲,称霸世界的决心。
在和斯巴达短暂的休息时间,雅典人发动了远征西西里的计划,想要扩张自己的海上领土。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斯巴达属于保守派,雅典属于激进派。虽然斯巴达不做主动的挑事者,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束手就擒。在面对雅典的公然侵略的时候,斯巴达仍旧决定全力以赴。由此也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现代意义上,”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有的人用这个词语来形容中美的关系,他们认为中国是当时的雅典,正在崛起,挑战着美国的霸主地位,等到中国实力强大了,就会对美国进行开战。
这种说法其实不太科学,”修昔底德陷阱”将战争爆发的原因紧紧只归结于国家实力的对比,而忽视了其它的因素,而且认为爆发战争是一种必然。从实际情况来看,从二战以后,中美之间虽然有摩擦,但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多半还是以经济贸易战进行的。
中美之间有摩擦是正常的,毕竟国家利益不同。但是,中国不是雅典,没有称霸世界的意图,美国也不是斯巴达那样的安土重迁,在某种程度上,二者的角色似乎有些相反。
中美的关系并不一定最终会走向对抗,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处上来看,即使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仍旧可以朝着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所以说,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中美关系是不恰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现代社会,也并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