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去世一个月后,国民党少将谷正文爆料:
(说历史的女人——第1587期)
提起邓丽君,在公众的认识里,她就是一个单纯的歌手,一个娱乐人物。但是翻开邓丽君的个人成长历程,我们则看到了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况,比如她的家庭出身,以及以后的声名,各种因素最终把她包裹成了一个政治娱乐双重人物。不过俗话说得好,身处历史长河,谁也不能避免被历史之水浸湿。
有关邓丽君的音乐成就,早已为公众耳熟能详,故在此不再赘述。本篇主要来解密邓丽君与政治有关的三段历史。
第一段历史——是邓丽君的军人家庭出身。
邓丽君的父亲叫邓枢,于1921年5月26日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大街乡邓台村,毕业于近代著名的军校黄埔军校第14期。邓枢虽然毕业于黄埔军校,但是在军旅生涯中表现平平(在邓枢的军旅生涯中,如果一定要找辉煌点的话,那就是他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在那场残酷的血战中,他也是为抗日出了自己的一份力的),直到1948年国民党大败退的时候,他在所效力的河北省军团依然是少尉级别。
1948年,邓枢带着家人随大部队撤退至台湾,驻军台南。到1952年,邓枢升中尉,同时退役。退役后的邓枢,带着家人在台湾云林县不埠乡龙光村定居。但是退役后的邓枢,因为收入不稳定,他和家人的生活十分清苦。
邓枢的妻子叫赵素桂,她为邓枢一连生了三个儿子,其中在后来为人所最熟悉的是邓长富。这时候,邓枢反倒着急了,很想要一个女儿,时至1953年1月29日,他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因为这一次妻子赵素桂产下的正是一个胖乎乎的女婴。一家人都特别高兴,围着这个女婴转来转去。身为父亲的邓枢更是在高兴之余,赶紧绞尽脑汁精挑细选了一个好名字:邓丽筠——后来又改为邓丽君。
邓丽君长到6岁时,父亲邓枢就把家迁居至台北卢州县。当时全家7口人,住的房子仅有不到20平,其窘迫可想而知。邓枢为了拓展家庭使用空间,便到建筑工地捡回人家不要的废旧木料,回来在住房旁边搭了一个简易厨房。
邓丽君到了上学的年纪时,父亲邓枢就送他去上学读书,但是邓丽君似乎天生就不是上学的料,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很差,常常是倒数。尽管如此,父亲也不责备他,因为邓丽君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而且喜欢唱歌,歌声甜美,令人心醉。酷爱听京戏、也能唱须生余叔岩唱段的邓枢,对女儿在艺术的天分还是寄予了厚望。后来,邓丽君在常荫春的发现和栽培下,邓丽君在唱歌这条艺术大路上,最终走出了名堂。之后,她一发不可收拾的人生故事,在此就不说了。我们继续说她与政治有关的。
第二段历史——是假护照事件。
邓丽君的父亲邓枢虽然出身军旅,后来也大小在国民党队伍中混了个小军官,但是邓枢本人似乎对仕途和军旅没什么兴趣。所以,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孩子们基本上都没有进入仕途或军界的,唯一在青年时期从军的是邓枢的儿子邓长富,但是后来他转而研读历史学,留学美国,再后来进入音乐界,搞管理做企业。
实际上,邓家的情况应该是这样,邓枢影响了幼年的子女,而邓丽君则影响了邓家后来的发展。不管怎样,这一家人在互相影响中,都走上了成功的人生大道。
但是名人是非多,尤其以邓丽君最为明显。比如发生在1979年的“假护照”事件,让邓丽君感受了一次政治漩涡所带来的创伤。
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1979年,邓丽君接到日本宝丽金公司的演出邀请,邓丽君因为有别的事情处理,所以要先赶回台湾,处理完了之后乘坐当日的飞机飞往日本。可是根据当时的过境规定,她手中所持的日本护照,在抵达台湾的当日,不能立即离开至日本。鉴于这种情况,邓丽君便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以印尼护照飞往日本。有关这本印尼护照,是1978年,邓丽君前往印度尼西亚演出时,印尼的移民局局长因仰慕邓丽君,故赠其一本印尼护照。
邓丽君当时时局比较紧急,就用了这本印尼护照飞往日本而去。原本事情也没什么波折,意外的是邓丽君是名人,所以走到哪里身后总是跟着一群狗仔队。在邓丽君于台湾桃园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一个记者发现邓丽君手持印尼护照,便妄加猜测邓丽君加入了印尼国籍,于是没有根据地捏造了一篇娱乐新闻文章,标题叫《歌星邓丽君昨晚由台赴东京,所持护照表明该人已入籍印尼》,该文章在1979年12月16日的《中国时报》公开发表。
该新闻非常短,数百字,但是却陷入了轩然大波——原本是一条娱乐花边新闻,最后却酿成了政治事件。
该新闻已经发表,因为的邓丽君的名人效应,导致东南亚诸国皆纷纷转发该新闻。在印度尼西亚的日本大使馆看到该新闻后,立即向印尼方面确认此消息是否确凿。结果印尼方面证实邓丽君并未移民印尼,但回复日本使馆信息的部门也并不知道在一年前移民局赠邓丽君印尼护照的事。故此,各种信息的误差,导致日本方面对邓丽君的护照问题产生了误解。
于是,在12月17日,已经来到日本的邓丽君准备去日本新宿进行演出,忽然房间的门被敲响,打开门一开,门外站着一群日本警察——接着,第二天一早,日本的报刊刊登出了邓丽君“假护照”的事件,并且证实邓丽君因为“假护照”已经被日本移民局拘留。
该事件顿时被炒得纷纷扬扬,一直持续了一星期才因为一份急电终结或真相大白。这份急电是12月23日上午,从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移民局发给日本驻印尼大使的,该份密电的内容证实了邓丽君的护照是真实的,急电很短,部分电文如下:
“……经验证,确系我局于1978年所颁……现予证实。”
日本使馆接到这份急电后,立即传到东京,日本移民局接到该电文后,在12月23日下午立即释放了被羁押的邓丽君。
这起事件,从一起普通的娱乐花边新闻事件,到最后弄成一起政治事件,其实都是误会所造成的结果。这一切,对于邓丽君而言,可能都不算什么,因为误会最终都被解开了。但糟糕的事情却在后面,那就是邓丽君“假护照”事件发生后,台湾部分当局者的态度非常奇怪,他们认为邓丽君“假护照事件”令国蒙羞,是一种耻辱,公开叫嚣不欢迎她回到台湾。此事令邓丽君十分伤心,不过邓丽君与台湾当局的关系非常微妙,在她去世后,又爆出了一个更大的新闻。
第三段历史——是邓丽君去世后被爆料其为台湾当局女间谍事件。
虽然邓丽君有着军人家庭的出身,也闹出过“假护照”这样的政治事件,但是在她生前,在大众的视野里和认识里,邓丽君始终是一个纯粹的歌手,再无别的复杂身份。
但是在历史的舞台上,却经常出现戏剧化的反转画面。每个身处历史舞台中的人,都是一个个无法自我掌控的角色,而必须遵循历史的游戏规则才能继续表演下去——邓丽君也无法例外。
1995年5月8日,在泰国,邓丽君因心脏病突发病逝,终年42岁。
邓丽君的去世,在亚洲影响极大,各大媒体都整版整版地刊登了有关邓丽君去世和纪念的消息。邓丽君去世2日后,其遗体在泰国被安放进白色泰式棺木之中,接着运至台湾安葬。尤其是在台湾入殓时,邓丽君的去世似乎再次多了一层政治色彩,因为她入殓时被国民党党旗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旗帜覆盖。
不过这都不算什么,因为截至目前,外界对邓丽君的解读最多就是说她生前曾经至军中进行过劳军演唱。然而,在邓丽君去世才仅仅一个月后,有关邓丽君的事情却发生了一个惊天逆转,一位已经退役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接受媒体采访时爆料:邓丽君是台湾女间谍。
如果这个信息是别人爆料也就罢了,而谷正文则就不同寻常了。因为熟悉近代史的人,应该都了解这个人。谷正文于1910年生于山西汾阳,北京大学毕业,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曾经在林彪手下担任过侦查大队的大队长。但在一次执行任务被国民党逮捕后,他选择了叛变,从此,谷正文成了戴笠手下的一名军统特务,深受戴笠的器重。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谷正文成为蒋介石非常信任的特务,因此外人还送了谷正文一个绰号,叫“活阎王”。
说这些情况,主要是想从侧面来证实谷正文对于台湾的情报情况是非常熟悉的,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正因为如此,谷正文的一席话才激起了轩然大波。
当时时间是在邓丽君去世一个月后,台湾的一家杂志叫《独家报道》在6月出版的这期中爆料了有关邓丽君的情况。该杂志的记者对已经退役的少将谷正文进行了一次专访,在这次采访中,谷正文毫不忌讳(跟退役有关,另外邓丽君虽然是名人,但并非政治名人,故说说也无妨)地对记者爆料说:
“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其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具体负责与邓丽君单线联系的是第三处的吴处长(该吴处长于1994年因癌症不治而故)。”
那么邓丽君作为一个歌手,怎么会成为台湾当局的间谍人员呢?少将谷正文对此进行了详细地解释,他说时间是在1968年的夏天,才15岁的邓丽君收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剧院的一个慈善演出活动,邓丽君要去参加,因为年龄不够申请标准,当时邓丽君的母亲赵素桂便和女儿一起申请出境。结果当局有关部门在审核资料中,对其中一项内容卡住了,那就是申请人是否能够为台湾当局提供情报服务工作。
单就这一项奇特的要求,谷正文进行了解释,说这是1949年之后台湾“特务政治”的一大特色,因为“特务政治”的需求,使得台湾各界人士都有被国民党特务组织收编利用的情况,因此邓丽君并非是例外。当时邓丽君为了获得处境,因此就很自然地答应了当局的这个不合理的要求。其实,这是一种交换。
谷正文进一步解释说:邓丽君这个女间谍,与特务组织里的女间谍还有着区别。邓丽君虽然名义上是台湾当局的女间谍,但是并不用掌握间谍的技能,和从事具体的间谍工作;邓丽君的意义是,主要利用她的名人效用和便利条件,在合适的、需要的情况下,为当局效劳,比如协助其她间谍进行身份掩护等。
谷正文的采访资料曝光后,有关邓丽君的争议纷纷扬扬,然而最后大家在争论之后,冷静下来之后,对邓丽君不由产生了一种同情——表面闪光的邓丽君,竟然在少女时代就被当局胁迫和利用!
愿英年早逝的她,在天堂能够获得幸福和安静,在那里没有复杂的胁迫和利用,只用一心一意去唱甜美的歌就够了。
(文/说历史的女人·绿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