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出新作 流年满卷人间烟火

《以文记流年》是阿来的全新散文随笔集，由“云中记”“读书记”“出行记”“怀人记”“鉴赏记”“品酒记”“演说记”组成。

阿来 《以文记流年》

暮春时节花谢花飞，因叹韶华易逝春光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的全新散文随笔集《以文记流年》恰在此时出版，透露汶川地震发生后始终无法提笔写灾难文学的原因，并用文字表现出一个写作者与写作相关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读者走近一个充满人间烟火、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学艺术家阿来。

《以文记流年》是阿来的全新散文随笔集，这本书由“云中记”“读书记”“出行记”“怀人记”“鉴赏记”“品酒记”“演说记”七个部分组成，是阿来第一次在作品中展现他的多元才华、学识、情感世界及日常生活。

地震发生时他在写长篇《格萨尔王》

在《不只是苦难，还是生命的颂歌——有关“云中记”的一些闲话》中，阿来透露了汶川地震发生时自己的切身感受和所见所闻及他多次重返灾难现场，却始终无法提笔写作的原因。

那是在2008年5月12日，阿来坐在成都家中写作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在古代神话世界中徜徉。当天下午2时28分，世界开始摇晃，他抬头看见窗外的群楼摇摇摆摆，吱嘎作响，一些缝隙中还喷吐出股股尘烟。“我正在写的这个故事中的神或魔愤怒时，世界也会像人恐惧或挣扎时一样剧烈震颤。我可能花了几秒钟时间判断，这些震颤与摇晃到底是现实还是正控制着我的想象。终于，我确定震动不是来自故事，而是从地板从座椅下涌上来，差点把我摔倒在地上；不是陷入想象世界不能自拔时的幻觉，而是真实的地震。”

阿来表示当时他不会意识到这些，只是当摇晃停止，才和儿子冲到楼下，混入惊惶的人群。所有人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通信已瘫痪。想再回家中，楼道已经被封锁，只有坐在街边的车中，静待消息。将近两个小时，通信渐渐恢复，消息慢慢汇聚，大地震，震级八级，受灾范围绵延从南到北：汶川、北川、青川，严重破坏地区超过十万平方公里，大量人员伤亡。

当这次大地震的面目初步清晰，已经是黄昏时分。这时交通、电力、通信恢复正常，还是禁止回家，总是装在车上的野营装备派上了用场，阿来在公园支了一个帐篷，打开睡袋却睡不着。地震震中汶川县映秀镇，在他老家阿坝州的范围，他等了许久才终于打通了家里电话。“我们那个县那个村也经历了剧烈摇晃，但房没倒，也没有人员伤亡。只有三妹妹带车跑长途，她自己和一车乘客，地震发生那个时段，正在震中附近，妹夫已从成都出发徒步进山去寻找。”阿来写道。

多次去灾区探访却忘了有关地震的写作

次日一早，阿来驱车前往震中汶川。平常成都到汶川两个小时车程，现在近路断绝，绕行的路线是800公里山路，整整两天。路上，余震不断。他那辆车伴他穿行这些险象环生的山路，至今车身上还有两个落石砸中的伤痕，一处在风挡玻璃上，一处在引擎盖上。修车时，他特意叮嘱把大伤平复，小伤留下。

继续前进，越靠近灾区，以前熟悉的道路越是损毁得惨不忍睹，四处都是房倒屋塌、人员伤亡的惨痛景象。遇到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当时是阿坝州副州长，当时他眼含热泪说，全州人民几十年辛勤建设的成果就这么毁于一旦。确实是满眼毁损：道路、桥梁、学校、电站、工厂、乡村，人员也有死伤。阿来说，那也是他地震以来第一次流泪。大灾发生，过了几天，因震惊而麻木的感情器官才开始发生反应。

后来又去过许多灾区，一万多人口的映秀镇伤亡过半。山清水秀的北川县城一部分被滑坡埋葬，剩下一多半全部损毁。再往北，青川县东河口，山体崩塌，把一个村四个村民小组184户人家、一所小学全部掩埋，700余人被无声无息地埋入地下。阿来走在地震新造成的地貌上，踩着那些从地层深处翻涌出来陷脚的生土，不敢相信下面就埋葬了一个曾经美丽的村庄。

那个时候，他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写作，只是想尽量地看见，和灾区的人民共同经历，在力所能及的方式尽一点自己微薄的力量。

“我不在灾区，但剧烈的创痛同样落在我的心头”

那时很多作家都开始写地震题材，阿来也想写，但却觉得无从着笔。在阿来看来，许多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故事，在新闻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些新闻每时每刻都在即时传递。自己的文字又能在其中增加点什么？是黑暗之中的希望之光，人性的苏醒与温度，还是有脉可循的家国情怀？说说容易，但要让文学之光不被现实吞没，真正实现的确困难。

后来阿来又写了几本书：《瞻对》《蘑菇圈》《河上柏影》和《三只虫草》，但都不是写地震。灾难还在发生，2013年芦山地震，2017年九寨沟地震，两次都离汶川地震发生地不远。地震后也不断发生地质灾害，2017年6月24日，一个叫新磨的村庄被滑坡掩埋，60余户人家、近百条生命瞬间消失。地质专家认为，滑坡是因为汶川地震后造成的地质应力改变。大地并不与人为敌，但大地也要根据自身的规律发生运动，大地运动时生存其上的人却无从逃避。

“我不在灾区，但剧烈的创痛同样落在我的心头。而且，只是写出创痛吗？或者人的顽强？但这种顽强在自然伟力面前又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唯有埋头写我新的小说，唯一的好处是这种灾难给我间接地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暂，不能用短暂的生命无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阿来在文中倾诉着这种灾难带来的生命感悟。

“我只有这个强烈的愿心，让我歌颂生命甚至死亡”

就这样直到汶川地震十周年，他用同样的姿势，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写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这回，是一个探险家的故事。“下午两点，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中，我突然泪流满面。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十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半小时后，阿来的情绪才稍微平复。他关闭了写了一半的小说，新建一个文档，开始书写一个人，一个村庄。从开始，他就明确地知道，这个人将要消失，这个村庄也将要消失。他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陨灭的故事，他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

“我只有这个强烈的愿心，让我歌颂生命，甚至死亡！除此之外，我对这个正在展开的故事一无所求。五月到十月，我写完了这个故事。到此，我也只知道，心中埋伏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至少，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不会再像以往那么频繁地展开关于灾难的回忆了。”阿来表示，因为这个原因，《长篇小说选刊》要他为《云中记》这篇小说写创作谈时，他不想写。表面的原因是这些日子确实很忙，其实是他短期内确实不想再去碰触这个话题，也没有什么小说观或小说技法之类的话题要谈。这只是一个年复一年压在心头的沉重记忆，终于找到一个方式让内心的晦暗照见了光芒。

所以，他在这里要说的，也只是如何让自己放不下这段记忆的一些经历罢了。如果再多说一句，也只能说，他喜欢自己用颂歌的方式书写死亡，喜欢自己同时歌颂了造成人间苦难的伟大的大地。

文/本报记者 张恩杰 统筹/满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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