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不救穷”，疫情下如何求助中小企业，切

闫肖锋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正让许多中小企业经历生存的历练与考验，特别是餐饮、酒店、旅游、实体零售业领域的中小企业，其经营现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2月3日，高层会议明确要求要切实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努力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由此，一场经济界的“抗疫”之战已经打响。关键是，这仗怎么打？在政策和执行层面上绝不能有所闪失。

最近，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提出：要考虑企业倒闭、失业发生的可能，研究缓冲措施，现在需要的是解困政策，不是刺激政策。搞大规模放水、大范围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就会偏离解困的目标，并且后患无穷。

民间素有“救急不救穷”的说法。在当前语境下，什么是“救急”？比如放假的职工目前无法上班，生产不能正常恢复，但工资还要发，租金、银行利息还要付，那么企业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下，增加短期流动资金就是“救急”。

但需要警惕的是，切忌不加区别的货币宽松，要谨慎对待增加中长期贷款的选项，不要放水鼓励无效投资。如此就会令“三去一补”的供给侧改革就前功尽弃，杠杆率越来越高，债务越积越大，无效投资难以收拾——这不是“救急”而是“挖坑”，为下一步改革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

还比如，“救急”就是要针对性地缓解老百姓、企业面临的紧急问题，而如果搞“大水漫灌”，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让“买酱油的钱用去打酒”，最终导致重新走上“房地产救市”的老路上去，那就须警惕了。

应当承认，共度时艰的主要责任还是在政府尤其是各地方政府。宏观层面，我们乐见各级政府已经对中小微企业伸出援手，纷纷推出“暖企”政策，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反应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比如广东免征中小微企业5个月社保费，减半征收大型企业3个月社保费，等等。

那么问题来了：政府要花钱，医院救治、社区防护等各方面的开支会很大，但因为经济面临困难，财政收入会下降，扩大的赤字怎么办？这就涉及到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了。

第一，要改变投资型政府，政府现在要做的关键是减轻企业负担，而不是扩大政府投资。要认识到，政府不再是投资的主体，市场才是主体。政府能不投就不投，包括基建项目都宜采用PPP模式交由市场主体来投资运营。过往那种由政府出面“争项目、稳增长”的作法不值得提倡。

第二，对于降低和减免企业社保缴费导致的缺口，应采用扩大用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的作法，并且充分利用证券市场的杠杆作用，这比中央或地方财政直接拨款补缺口更有效率。

第三，需要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支出，把过多的行政性经费和其他不必要的支出压下来。当然，由奢入俭难。但疫情当前，政府要勒紧裤腰，做出共克时艰的表率。

第四，对于一季度企业的生产损失，有学者提出，政府负担三分之一，企业负担三分之一，员工也要负担三分之一。这种企业、员工、国家共同来分担损失的提议既现实也必需，只是分担比例待商榷。对此应出台紧急措施，比如允许企业给待岗隔离人员发基本生活费，这需要对《劳动法》作变通解释。

此外，针对复工难问题，地方政府要帮把手，担起责，与企业一齐努力，策略性应对因复工可能导致的疫情复发，切不可将压力推给企业一方。

政府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政府治理的核心是什么？行政管理既具有经济建设职能，也具有公共服务职能。随着现代化发展和进步，行政管理中的公共服务职能将愈加明显突出，成为主体部分。那么，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战略目标就是当前和未来的主要方向。

当前，各级政府要尽快控制疫情，让老百姓恢复正常生活、恢复正常的收入和消费，协助企业复工恢复市场活力。未来，地方政府要从投资型政府转到服务型政府，这需要眼睛向下，放低身段，为基层服务。

可以说，当前是中国经济的“至暗时刻”。共克时艰需要的是大家共同努力，政府勇于改革、主动担责、转变职能，那么企业经营、居民收入、消费和经济增长等问题，都会随之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