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这件事，曾国藩竟然迅速“变脸”：从瞧不起

“洋物机栝太灵，多不耐久，宜慎用之。”这是湘军统帅曾国藩对西式滑膛枪的看法。太平天国战争规模空前，西方军火商们觉得是千载难逢机会，极力向交战双方推销各式军火。无论是湘军还是太平军，文化素质都低劣不堪，比起西方军队来极为缺乏训练，自然不能好好保养复杂程度更高的西式步枪。但曾国藩对西式步枪的保留意见，更多来自传统儒家文人的哲学性思考，他笃信人的作用远远压过物质。

当曾国荃给亲哥曾国藩写信，请求为围攻天京的湘军购买洋枪，哥哥回信说：“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曾国藩以湘军第一悍将鲍超为例教育弟弟，鲍超所部“霆字营”“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曾国藩还举反例称，1860年春被灭的绿营将领何春与张国梁部队的“第二次江南大营之战”，“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

曾国藩继续向弟弟讲道理：“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这番见解很迂腐，幸好太平军跟西方军队比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便购买了洋枪、洋炮也难以发挥匹配的战斗力，湘军靠加强组织性就能跟太平军势均力敌。曾国荃不理睬哥哥这套理论，多次要求购买军火，曾国藩在1862年派人去广州和上海买了一批货，数量不多。

曾国藩固执地对西式轻武器心存疑惑，但看上了洋人的重炮和轮船。重炮有中国人难以想象的威力，轮船不仅速度惊人，还可以轻松逆流行驶，快速前进并冒着黑烟的大船可以给国人带来巨大冲击力。“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恃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曾国藩上奏要求购船，以击破迷信洋枪、洋炮、洋船的国民心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曾国藩最初以为轮船只能用来传递邮件，待李鸿章部队靠轮船运到上海开辟敌后战场，他明白了轮船在军事运输上的巨大作用。曾国藩下令购买一艘小轮船，并进行逆向仿制，在安庆设工坊。刚仿制出船上的蒸汽机，他在日记里欣喜写下：“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