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9个军,派谁进藏?刘邓逐个扒拉:10军最强
1950年初,山城重庆,这座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素以山城和雾都著称。更因为毛主席于1940年由陕北延安来到这里与蒋氏会面,促成了联合抗日救国,使这座城市一度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此时的山城重庆,也像全国大多数刚刚获得解放的城市一样,虽然百废待兴,但人们喜笑颜开,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
此时坐镇重庆的刘邓对这里有着特殊的情感。向东310多公里,一个名叫开县的地方,那是刘伯承的家乡。当初,刘伯承沿长江逆流而上,在那个名为鬼城丰都的地方血战一场,这一仗,虽然让刘伯承的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但从此意味着我军乃至世界军事史上一个赫赫有名的军事家的诞生。向北120公里,一个名叫广安的地方,那是邓小平的故乡,1915年,23岁的邓小平离开广安,就是在这里坐船一路东行,经上海,最后到达法国寻求革命的真理。
1950年1月5日凌晨,距离这一年的春节尚有一个月零十几天。
位于重庆曾家岩的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刘伯承和邓小平对坐着,刘伯承把手插在袖管里,邓小平则不停地抽烟。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毛主席的电报,来回传阅了两遍。
平日里,刘伯承比较“文”,喜欢手不释卷。邓小平则是一股英武之气,目光如电,思维活跃。这两位二野的最高领导人,两个老乡且多年的战友,一直有一个习惯,在重大问题的处理上没有足够说服对方的理由和成熟的方案,谁都不会先开口说话作任何决定。现在他们在思考:“派谁出兵西藏呢?”邓小平首先说话了:“咱们二野的部队的确不少,要说选谁进藏,我们两个怕是得好好想一想哟!”
刘伯承在屋子里走了足足一圈才停住步子,说道:“我们的9个军,四川、云南、贵州一处一片,目前已经占领西康省会雅安的,不是二野的老部队,而是贺老总(贺龙)的第62军,从地理位置和经济、时间上看,最合适的是这个军。”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我看还是从我们二野里头选!”
他们之所以那么快打消了让62军进藏的念头,是觉得进军西藏毕竟是一次困难重重的重大军事行动,62军也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但进军西藏的艰苦和困难可能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遇到过的,尤其是保障,还有雪山,就这么把最艰苦的工作推给兄弟部队怎么行呢?最艰苦的工作还是由自己的部队来执行较为妥当。于是,他们又将自己的9个军一个个扒拉,认为第10军的战斗力最强,派他们去合适。遗憾的是军长杜义德身体近来很差,进藏恐怕困难。如果从这9个军里头选出一个军长,让他带第10军进藏呢?
“小平啊,你说让别的军长带10军呢?”刘伯承问。
邓小平刚才也已经想到了,就说:“这是一个好办法。”
夜幕降临,嘉陵江在闪烁的星光照射下显得分外宁静,加之雨季未到,江水没有了夏季的咆哮,这个季节的山城显得少有的温柔。
邓小平在灯下一边思索一边批阅陈赓和宋任穷发自云南的剿匪电报。
刘伯承站在窗前,他无心观赏这美好的夜景,专注地沉思着派谁统军进藏。
刘伯承先打破了沉默:“累了吧?”
邓小平开玩笑地说:“天塌下来有峨眉山撑着嘛!我不累。”
刘伯承说:“关于进军西藏的人选问题……”
邓小平已站起身来:“你的意见呢?”
刘伯承望着夜空,说道:“我原想让杜义德去,可他身体最近又不行。我想还是先听听你的意见。”
邓小平爽朗地笑了,胸有成竹地说:“让‘地主’去怎么样?”
刘伯承一听,兴奋了,说:“张国华!不谋而合,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嘛。好嘛,就让‘地主’去好了。”
邓小平又说:“让谁去,我也想了很久的嘛。”
刘伯承说:“好!我看得马上通知张国华,让他来重庆见见面。”
邓小平又是爽朗的笑声:“要得!要得!”他指尖的香烟喷薄而出的白色轻烟给屋子里增添了几许温暖。
张国华“地主”称号的由来,还得从渡江战役说起。当时,二野、三野发起渡江战役后,南京很快解放了。因多数部队还要打仗,去解放全中国,南京解放后需要一批干部去接管,一时抽不出那么多干部。刘邓决定抽各军的随营学校的人员来接管南京。部署会上,当报出18军随营学校有4500多人时,全场一片哗然,因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二野其他各军随营学校人员的总和,有人开始窃窃私语:“张军长如此富有,真是个‘地主’啊!”张国华“地主”的绰号自此落地生根。
18军的随营学校能够满员存在,与张国华在豫皖苏地区的工作经历有关。那时候,他既任地方领导又是部队领导,二野挺进大别山前,豫皖苏军区作为二野挺进大别山的跳板,某种程度上要单独完成阻敌任务,于是,有人建议在离开豫皖苏之前,像其他部队那样,把那些文弱书生转到地方去工作,而且那些地区相继都解放了,他们下去大有用武之地。张国华不同意,说跟了我们几年了,将来有一天我们还得指望这些笔杆子呢!但考虑到大仗恶仗一场接一场,带着他们难以保障他们的安全,就指定了由陈子植负责管理并带着随营学校在后边跟着,同时跟随的还有18军的家眷们。随营学校令张国华和谭冠三最引以为豪的不只是人多,关键是那些人或多或少有点文化,三分之二的干部都具有初小以上的文化,还有部分正牌大学毕业生。比如随营学校负责人、后来进藏路上担任52师副师长的陈子植,就是正牌大学生。像他一样读过大学的干部,就有上百人之多。
在刘伯承的眼中,张国华沉着冷静,打仗很有办法。邓小平更了解张国华具备开辟新区的谋略和经验,另外,18军中相当一部分干部都是长征时期在红四方面军经过了特殊锻炼的。
刘邓非常清楚,既然杜义德身体不能承受进军西藏的恶劣高原气候,此任务就非张国华莫属了。特别是在湖西、冀鲁豫、豫皖苏的艰苦岁月里,张国华锻炼出了独立开辟根据地,建立地方政权的卓绝才能,既率领部队阻击敌人进攻,又能迁回到敌人屁股后而狠狠一击,考虑问题周全稳重,又善于团结同志,让他进藏尽可放心。此时唯一还在刘伯承心里琢磨着的,是究竟让张国华带10军进藏,还是带他的18军进藏?因为他想到了之前的蒙古军队,还有清朝赵尔丰的部队,都说是因为保障困难饿着肚皮离开了西藏。藏军的战斗力如何?倘若剽悍的藏军有些战斗力,那让张国华带10军进藏更妥当。
1950年1月7日清晨,仍在向着川南行进的18军后续部队,已经断断续续地流传:“我们18军即将要开赴西藏了!”
此时,张国华已经接到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人签署的电报,命令18军军军长、政委和各部、师一名主官立即到重庆受领新的任务;已到达了川南的部队,迅速前往乐山、丹棱、夹江,与已在那里集结待命的部队会合;设在眉山的军部移驻新津。部队这种集结配置,事实上就是为了进藏出发的准备。军部移驻新津,是考虑到从新津上成(成都)——雅(安)路或者川——康(四川至西康)路较为方便快速;部队在乐山、丹陵、夹江一带原地待命,一是可直接经眉山上到成雅路,二是从丹陵、夹江走小路可直接到雅安,到了雅安,就接近西康了。
张国华暗自思忖:“这支部队早在豫皖苏根据地时,就归刘邓指挥,他们接受过刘邓首长下达的无数次任务,打过许多次硬仗恶仗,但刘邓的命令都是通过二野司令部、政治部或兵团首长下达的,从来没有直接给我们下达过命令啊?即使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那样举世闻名的决定性战役中,也是如此。这次刘、邓、贺三位首长不但亲自签署命令,而且要召见18军、各部和3个师的主官,足见这次任务非同寻常。”
琢磨着突然到来的电报,没费多少工夫,张国华心里敏感地意识到,一个是台岛,一个西藏,目前就这两个地方还没有解放了。当然,他没有把这种敏感说出来,即使是老搭档们,他也只字不提。
张国华把作战科长顾草萍叫到了跟前,轻声交代:“第一,你坐我的吉普车提前去泸州。第二,别忘了去10军代我问候杜军长。第三,联系一两条渡船(当时,第10军驻防在川南泸州)。”
1950年1月10日,清晨,一条渡船在泸州顺流而下,偶有几声嘶鸣的汽笛。
坐在船头,偶有冷风吹来,张国华的思绪联翩:“军党委刚刚学习了新华社发表的1950年元旦社论,社论在阐述1950年的主要任务时,第一条就是解放台岛、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此刻刘邓贺首长把我们急召前去,18军是否有特殊使命?答案还是台岛和西藏。难道去云南?那边有4兵团驻防啊。去西康?18兵团也已进驻了。”
想到后来,他连台岛也排除了,因为东南沿海有第三野战军的叶飞、陶勇率领的部队。当一个又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掠过,最终,西藏展现在他的眼前,西藏!就只有西藏了。西北,王震去了,唯有这西藏还是一片空白。
在渡船(比较陈旧的小船,泸州当地人称小火轮)晃晃悠悠的行程中,张国华心里已经有了底。
出发前,考虑到土匪袭扰,参谋长陈明义安排作战科长顾草萍带了一个排保护张、谭安全。顺江而下的小火轮不温不火、不急不躁,以至于到达江津天就黑了,赶夜路不安全,于是临时决定在江津住下。
(未完待续)
【注:《井冈山上走出的“井冈山”——张国华传》作者尚有少量存书。如有需要者可私信留言联系。参加对印反击战或者18军的老战士,作者敬赠此书,赠完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