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曾迁移一部分云南白族人到黑龙江担任“站

(作者分别为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政协副主席；他拉哈镇党委副书记。)

（图片于网络）

根据史料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为加强北部边防，便于京城和边境联系，补充边防军需，抗御沙俄侵略，从吉林(乌喇)到瑷珲建驿道计一千七百余里，设驿站二十五个。把被俘的吴三桂部卒送往各驿站充当站丁，传递文书、谕旨、奏折等。居住在他拉哈、多耐(太和)的二十二户站人的祖先均有口头密传为云南大理府“民家人”(即1956年国家民委认定的白族人)。代代相传已有三百多年。1999年、2000年笔者两次随赴云南考察组，带着站人的期望，到云南做了详细的考察，我们沿着站人祖先北迁的古道逆向走访了河北承德、山东蓬莱各地，并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然后赴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并在大理市政协的大力支持下，考察获得了成功。

（图片于网络）

　一、驿站、站丁及婚配

(一)驿站建立的经过。

　　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清兵入关，编入八旗的东北各部族相继入关，东北防务削弱，沙俄乘机侵入占领我尼布楚、雅克萨等地，三藩平定后康熙帝决定武力驱除沙俄。公元1682年巡盛京谒陵祭祖，巡宁古塔将军驻地吉林乌喇(吉林市)视察东北边防，并令有关部门做好反击侵略的准备，1685年命藩院侍郎明爱向墨尔根至雅克萨设驿站。根据清实录记载，七月壬申，先是郎中包奇等奏，自吉林乌喇至黑龙江计丈量共一千一百九十五里，应设十四驿。上谕：驿递关系紧要，凡丈量当以五丈为度，今程途太远，令包奇等再驰驿前往详加丈量。至是包奇等奏，自吉林乌喇城，以五尺细丈，共一千三百四十里，应设十九驿。上令如议行。复令每驿站壮丁，并拨什库三十名，马二十匹，牛三十头，壮丁自盛京、宁古塔所辖各驿柳条边派出。马牛令盛京户部照数采买送往。

(二)两地站人的祖籍。

　　站人多为被平定的三藩部卒。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平息八年之久的“三藩”叛乱，千余户降服部卒及家属被发配到东北的盛京吉林地区的边台驿站充当站丁、台丁。站丁、台丁之云南人，即康熙年间平藩后被俘的吴三桂部卒，编管盛京兵部往边台驿站

　　充当苦役，当时由云南拨来884户，有的在边台守边挑壕，有的在驿站传递文书。

　　（三）站丁的婚配经过。

　　雅克萨之战前为传递文书，这些降卒部分从盛京吉林至黑龙江各驿站充当站丁。设站之初，站丁多未成家，康熙二十九年调查，各站无妻站丁205人(茂兴2人，古鲁9人，他拉哈6人⋯⋯)。经请户部研究后认为驿丁皆为官差不可无妻，故制定买妻办法，每无妻男丁银30两，计拨银11460两，以使站丁子孙相传，保持驿道畅通，加强边防，每站居人多者百家、少者数十家。站人被分到驿站后编入汉军八旗，使站丁终身化。

　二、驿站制度的建立

(一)对站丁的约束。

　　清朝廷一方面解决站丁妻室，并在口粮开荒给予资助；另一方面又严格规定站丁有“三不准”。不准当官，最大当笔帖书或领催；二不准科考；三不准离开驿站百里，越百里者为叛逃、死罪，有“南去百里砍头，北走千里不问”之说(南去即指逃回云南)。到光绪末年废除驿站设立文报局，站丁还籍于民。

(二)站丁有关制度的建立。

　　顺治年问开始在盛京吉林设驿站，到康熙年问已形成一套驿站制度；驿站每天都要求轮值站丁骑马送文书到下一站，俗称“骑马跑文书”，紧急文书，在文书袋上插有火速标志，在站上换马不换人，疾驰几站再换，到达目的地时往往马即倒毙，人也晕倒。如出现问题按站追查。站丁徭役繁重，生活贫苦，有“星夜关山驰古道，云南远配嫩江稍”的诗句，是当年站人充当站丁艰辛的真实写照。站丁不挣薪饷，只发少数口粮，以后口粮也不发了，靠役使官拨耕牛在指定点——站周围八里的土地上开荒种地，自给自足，称之开荒占草，地为站丁地，不纳租赋。初立站时，站丁挖洞而居，俗称土窖子，后置房子，站丁忙于公务，开荒种地，操持家务由妇女承担。咸丰后，关内移民垦殖日繁，驿站人口日众。他拉哈站4800人，站人3900人，有王、徐、姜、曹、范、林六姓，王、徐、姜为大户，太和(多耐站)3200人，站人2400人，有李、王、彭、丁等姓，王、彭、李为大户。

　　三、民俗考证与对照

　　第一，关帝庙与祠堂。

　　他拉哈驿站的关帝庙建于清朝前期，正值驿站人丁日众，农业大户形成，德兴永、利兴号、永清高居等大商号兴盛时期。与当地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以西藏、青海、内外蒙及承德的外八庙为代表)不同，站人信奉更为鲜活的历史英雄关羽(关云长)。站人认为关公(站人称关老爷)能“显圣”、“显灵”，能解救站人于水火，能使站人逢凶化吉，能给站人带来好运。站人不论遇到大事小情都要到关帝庙在关老爷像前讨个“签”，以卜吉凶祸福。

　　每年四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站人都举行盛大的庙会，成千上百的站人在关老爷像前跪拜祈祷，并心领主上的喻示。远近百余里人们闻讯而至，拜庙易货(此俗一直保留到土改庙前)。

　　解放前，站人都供有祠堂，站人习惯上把祠堂称作为小庙。逢年过节全家族人到小庙上烧香磕头，上果品点蜡烛等进行祭典，一方面缅怀远在云南大理的先宗列祖，一方面激励驿站人效力朝廷，期冀子孙繁衍，并有朝一日认祖归宗。

　　站人对关帝庙和祠堂的祭典和信奉完全继承了大理白族人对本主的祭典和信奉的习俗，只是在远离故土的北疆驿站做了因时因地的新选择。

　　第二，白族服饰与站人着装。

　　在大理男子服饰多为头缠白色头巾，上身穿白色对襟衣，外套一件黑色领褂，原居住他拉哈、多耐两处“站人”男子均穿过对襟衣，站人称“汉褡”，还有不论年龄大小，白族妇女身穿的右大襟的蓝色(称蓝时令布)上衣。站人初生小孩都要穿上自做的对襟小褂叫小毛衫，以及站人妇女有修头不修脚的习俗都与白族习俗一样。

　　第三，节日重大活动的共同点。

“绕三灵”是白族民间对古代祖先创业功绩的追念，节日的第一天，来自各个村寨的几十支狂欢队伍，都先到大理城东门外的本主庙集中，每支队伍前面有两位上了年纪的男士当领队。手持一挂有红彩绸和葫芦的柳枝，一人右手扶柳枝，左手拿着拂

　　尘，另一个左手扶柳枝，右手甩着一条毛巾，边唱边舞，唱词幽默，动作诙谐。第三天是活动的高潮。

　　在清代和民国年间，站人每年端午节这天踏青对歌，保留云南白族习俗(对唱山歌)，男女换上新装，大早到野外采药、艾蒿、柳枝挂纸叠五颜六色的葫芦，带上麻花、酥饼、鸡蛋。早饭后，老人在家看门，青年男女到山岗、小泡边、树林里踏青玩耍，采花唱歌，这是站人最愉快的一天。现在8O岁以上的老人都有记忆。

　　第四，方言的沿用。

　　我们在大理考察期间，对原站人沿用的方言进行了认定，证明确系大理白族方言，如说到哪去称“上哪课”。而站人80岁老人仍沿用“到哪课”的发音。又如，站人称擦脸为“揩脸”，上街称上街(发该音)等。

　　第五，礼仪的认定。

　　春节拜年习惯的沿用。拜会亲友，拜年活动，是春节的重要内容，开始，先家内拜祖先,前列回春片，而站人拜年的习俗沿用至今，并给“压岁钱”。

　　第六，婚丧习俗的沿用。

　　装殓。白族用净水将死者脸及全身洗净，装棺人殓。并为死者送一只红公鸡，至今被站人沿用。解放前站人常有姑表、姨表优先婚，舅家儿子可优先娶姑妈家的女儿，这种特权与“舅舅为大”的白族古习一脉相承。

（摄影 杨瑞玲）

四、白族特有风情与站人童谣的确认

　　大理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白族人民聚居区。那里的苍山、洱海，是白族古老文化的摇篮，也是大理雄奇秀丽自然风光的代表。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合称大理的“风、花、雪、月”。而站人几百年来一直传诵着一首脍炙人口的儿歌，即“虫入凤窝飞去鸟(指风)；七人头上出棵草(指花)；大雨下在横山上(指雪)；半个朋友不见了(指月)”。这是远离大理的站人对故乡最美好的记忆和无尽的思念。

　　五、跖趾认亲。沿袭至今

　　根据人的第五?趾的关节向外突出且趾骨外向内凹陷来认定同源同宗已相沿久远，至少在明末清初以前已经成为沧落天南地北的大理民家人(即白族)，相互认祖认亲的普遍习俗。我们远离大理的黑龙江驿站人(简称“站人”)，祖辈相传不论身在何地只要露出双脚相互看看小脚趾便可确认是不是同祖同宗了。

　　这次大理之行，拜见原大理第一任县长、原大理市第一任政协主席李一夫时，年愈古稀的老人和我们不约而同地露出小脚趾，结果特征完全相同，顿时情绪热烈起来，相互拥抱，相互确认为同宗同源。踱趾认亲在白族风俗习惯中已成为相互认亲的传统习俗。经过此行的方方面面对照，认定居住在他拉哈、多耐的站人确系云南的白族人，至此，“站人”认祖归宗，使自己的籍贯有了一定的说法和依据。

　　站人婚俗（一）

　　站人妇女能干泼辣，有修头不修脚之说。自古以来从来不裹脚，头梳“疙瘩鬏”，去露天辘轳井沿用木制水柳罐汲水，遇雨天就光脚丫挑回来。妇女好穿青蓝大衫，白领边，白袖口，喜穿千层底圆口布鞋，头系白毛巾，在人群中一眼就分辨出他们是站人。

　　过去站人多与本站人通婚，故“两姨亲”、“姑舅亲”最为普遍。这是由于清政府规定站人不准与少数民族通婚造成的。

　　站人姑娘结婚的几点“规矩”。

“出门子”：站人姑娘结婚叫“出门子”。妈妈再穷也得送一顶“四喜帽子”，用黑缎子为面，红绸子为里，剪成八块瓦形做帽子。米豆大似的红珠子穿成串，打个球形的帽疙瘩。火红狐狸皮做“衫子”，前舌头大，后舌头小，此“四喜帽子”为站人一大特征。

　　站人婚俗（二）

“抢轿”：姑娘结婚上轿前，盘腿坐在炕沿边脸朝里，哥哥不遗余力的抢妹妹下轿。

“瓮性”：轿子到男方门口，欢天喜地的人群不让进门叫“瓮瓮性”，待娶亲人答应了才进门。

“下轿”：新娘下轿，铺红毡、倒红褥，新娘沉沉静静迈入八字入新房，背朝后坐在炕里边，屁股底下放把斧子，叫“坐福”。

“接戚”：男方把媳妇娶回来，首先得请娘家戚。送亲的人除父母不能去之外，哥、嫂、叔、伯父、婶及大娘等要去双数，请到家要让上席，坐炕里边，“劳头忙”的问：严席了吗？（坐好了吗?)对方答应了，才开席。

“上菜”：办事人员头两天就宰完了几只“裤拉布子”（当年小羊）和“不裸子”（两岁小牛），把肉放到“哈什屋”（仓库）了，造厨的安排有“四顶四”（四个盘子四个碗）、“八顶八”（八个碟子八个碗），劳忙的端着木制大方盘上菜。

（图片来源于网络）

　　站人婚俗（三）

“下地”：娘家戚送走后，新媳妇该下地了。这是当婆婆的让新郎弟弟来到炕沿边，拉新人一把，称“又有骡子又又马”。新人下地，站在门两侧，只准别人看她，自己不能抬头看别人。

“分大小”：正日子下午，亲友都走了，只有直系亲属在场，开始“分大小”。屋子里炕上炕下坐满了人，气氛很严肃。“大执宾”说：“新郎新妇入席”。站在地中间给长辈磕头（叫改嘴），什么爷爷、奶奶、父母、叔婶，一个一个地磕头，叫“分大小”，都给不同的礼钱。

“闹洞房”：晚间铺被用“全科人”，有儿有女的婶或大娘，铺褥子四角下边放红枣，叫早立子。

“压炕”：弟弟妹妹在十岁上下，在炕梢睡叫压炕。新郎新娘的甜言蜜语在此难言。闹洞房的男男女女都在窗外听声，闹闹嘈嘈，交头接耳，说什么都有，闹一阵子，一哄而散．

据说文中作者就是当年寄杜蒙“站人”的寻祖情节不远万里到大理考证的，至于为什么要到大理这里杜蒙“站人”口辈相传的在老家他们被汉人称为民家有关。两位“站人”得知白族被称作民家。于是才有上述的考证细节。

站人的生活习俗很有特点：

　一个是吃。站人生活在东北，当然要吃东北饭，苞米面高粱米，酸菜粉条当然少不了，但有的饭食，只有站人吃，出了站人圈子，见不到。启如猪油小饽饽、汁油饼。猪油小饽饽是用白面和成面团，切成小块，碾扁，煮了，加上糖和猪油。如果这白面换成糯米面，这碗猪油小饽饽，其实就是粉子汤圆。汁油饼，是把猪肥肉切成丁，和上白糖作馅，用白面烙成的猪油白糖饼。如果这肥肉丁换成肥火腿丁，白面插酥，这饼，就是地道的滇式月饼。肥猪肉加上糖做面食，北方人没有这么干的，倒是云南人的爱好。现在你到昆明街头，大酥包子仍然是白糖里加猪油，云南人吃的津津有味，外地人敬而远之。云南月饼仍然是白糖和肥火腿肉做馅，被云南人奉为上品。从这一点说，站人的云南习性很浓。站人多少和云南沾点边儿。

花团锦簇（摄影 刘杨花）

　一个是穿。站人的穿也很有特点，特别是女人。穿着喜白，窄衣紧袖，和当地妇女完全不同，而且被当地汉人贬为“修头不修脚”，说站人妇女是修头修面，油头粉面，上面打扮的干干净净，下面却光着脚。当然这是在春夏。光脚下地。不但女人光脚，男人也光脚，实在需要穿鞋，也是穿草鞋。这绝不是东北汉人的习俗，可也不是云南汉人的习俗，倒有点象湖广人的习性。站人女人，不但光脚，而且这个脚是天足，不裹脚。从这两点说，又不是汉人的传统，有点少数民族的味道。

　　再有，东北女人是不下地的，可站人不是，男人的任务是走马送信，种地的事全由女人承担，西南很多少数民族都女人下地的传统。　　　　

麦田　（摄影 杨瑞玲）

　相关拓展：

　　曾经有人猜，这站人的祖先，大多数还是北方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吴三桂的兵。吴三桂的兵都是辽宁、河北、山东人，他们跟着吴三桂降清，跑到云南，又跟着吴三桂反清，跑到湖南，再跟着吴三桂的孙子，又跑回云南，最后被清军抓起来，送到黑龙江。

（摄影 刘杨花）

　可是仔细想一想，不对。吴三桂降清，是明崇祯十七年，一**四年。吴三桂杀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于昆明，被清廷封为亲王，当上云南王，是在顺治十八年。自吴三桂起兵反清，在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衡阳称帝，在康熙十七年，到清军攻进昆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平，已经是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这些兵就算全部是十八、九岁就跟了吴三桂，从辽东到云南，再到湖南，再回云南，到投降清军，也该都年近六十了。如果这些兵跟着吴三桂南下时已经身经百战，年龄已在三十以上，这时已经都是古稀老人。把些古稀老人抓去当站丁，好像不太可能，说不定在路上就都累死了，到不了黑龙江。就是到了黑龙江，一个个也颤颤巍巍，不要说当不了站丁，还得别人伺候着。如果这些兵都是正当年的壮丁，那就是吴三桂在云南、贵州、湖南征的兵，就应该是南方人。就是吴三桂从辽东带到云南的北方兵，在南方娶妻生子，生下的孩子继承父业，也当兵，这些兵也是半个南方人。他们再娶了南方老婆，再生下的孩子，可就是地道的南方人了。但猜总归是猜，到底他们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还是一团谜。

　为了解这个谜，不少站人人口多的县还专门成立了站人研究会，进行调查研究。

　　杜尔伯特再往北走，就是卜奎，现在叫齐齐哈尔。卜奎再往北，就是富裕县。富裕是汉族名字，这地方是达斡尔人的地方，达斡尔名字叫乌裕尔。富裕县也有两个站，塔哈尔站和宁年站，当年每站有站人三十户。富裕县就成立了站人研究会，会务是保护站人遗迹，修缮站丁古墓，收集并整理站人习俗资料。但是，由于当年被征发到黑龙江的站丁，绝大部分是文盲，连家谱资料都留不下来，更谈不上有其它文字资料了。这研究，一大半是从站人的生活习俗中来分析。

　因为据史料记载，征发到黑龙江的站丁，绝大部分是拉家带口来的。茂兴驿站官关木保在康熙二十九年，也就是一六九零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致黑龙江将军呈文中说“茂兴站现有无妻男丁两名，古鲁站有无妻男丁九名，他拉哈站有无妻男丁十二名，多耐站有无妻男丁十二名，汤托站有无妻男丁六名，特穆德赫站有无妻男丁五名，卜奎站有无妻男丁九名，塔哈尔站有无妻男丁七名，宁年站有无妻男丁十三名，共有无妻男丁七十五名”。征发到黑龙江的站丁，总数是八百八十四户，上报七十五人无妻，说明其余八百一十九户是有妻室的。这没妻室的，康熙皇帝发慈悲，下令给每人三十两银子，去买一个老婆。但这个报告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第一代站人，从原籍携妻带子者占绝大多数，应该保留了原籍的、民族的某些特点。以其生活习俗来研究站人，立论没错。　　

大理古城（摄影 周瑞霞）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现在归辖大庆市,原来归属齐齐哈尔市县名泰康，哈齐铁路途经此地，站名仍为泰康,当地人常简称为“杜蒙”。外地人到了这儿常有“找不着北”的感觉，泰康人到了外地更易“转向”，都是因为奇异的泰康民俗闹乱。东北多数民宅都是南偏东5度以内，而在泰康，民宅前门多东向偏南30度左右，泰康人却顽固地认为他们的前门是南向的。因此，泰康七八点钟的太阳就垂直射入泰康人的“南窗”，夏日的晚霞就落在泰康人的“北方”。

　　我初到杜尔伯特的时候，和杜蒙人说不清楚方向。我心目里的南是杜蒙人的“西”，杜蒙人的“南”是外地人的东，乱。从佳木斯来一个同事，杜蒙的同事电话里告诉他到路口向“西”走七十米，他就向杜蒙人的“北”走了七十米，怎么也找不到单位的门牌了。至于杜蒙人出差到外地当然“找不着北”了，给杜蒙人指路也只能用前后左右，如果用东西南北，杜蒙人会和你啰嗦个没完没了。

　　这种现象泰康镇内的人解释说是马路方向的原因，我是不信的。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民宅的方向是很重要的。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南窗的阳光不仅是采光，更重要的是太阳辐射热量。这使得北方人的建筑非常重视前窗的朝向，绝不会像云贵人那样随山势建房。十月十一日，我从泰康镇去林甸县。出了泰康镇，没有了街道的束缚，一马平川，没有山川的束缚，杜蒙人的民房依然是东偏南约30度的朝向。这只能是杜蒙先民文化造成的。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在嫩江湿地的湖沼地带，清以前这里少见人烟。这里定居的最早先民是清初迁居于此的“站人”。站人是清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后，把吴三桂的云南兵丁强迁至齐齐哈尔下游的嫩江湖沼地带，兵站加屯田防范沙俄侵犯。我推测，或许现在杜蒙当年的“站人”多数来自云南的大理，而大理白族的民宅多面东背西，正是背倚苍山，窗眺洱海。

　任何一个民族的建筑文化都与这个民族早期的地理环境、方便利用的建筑材料相关。这种建筑文化常历经数千年，迁徙数千里而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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