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不为人知的农民起义，却为太平天国和湘军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嘉庆帝刚刚登基大统，湖北境内即爆发了白莲教徒发动的农民起义。后来，起义规模越来越大，扩散到四川、陕西等地区，已然点起燎原之势，史称川陕楚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
川陕楚农民起义爆发后，嘉庆帝命令湖广总督毕沅镇压湖北起义军，西安将军恒瑞、都统永保率兵增援；陕甘总督宜绵镇压陕西起义军；四川地区由总督福宁（后换为英善）镇压四川起义军。
虽说嘉庆帝已经登上皇位，但是真正的军政大权依然掌握在太上皇乾隆手上。
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者
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领侍卫内大臣额勒登保奏请太上皇和嘉庆帝增援川陕楚地区，太上皇命令荆州将军兴肇率领4000兵驻守襄阳，总兵张廷彦带2000兵赶往长阳，都统德楞泰、将军明亮带6000兵赶往达州，集中兵力全面镇压川陕楚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军面对清兵的强大攻势，据守的城寨相继被攻破，便改用流动作战方式，并且四川、湖北、陕西以及周边地区额的起义军遥相呼应，导致清军围剿陷入困境。
在起义发动的前几年的时间里，农民起义军不仅没有被清军剿灭，还越剿越强大，起义军最巅峰时形成多达二十万人的大军，势力范围在湖北有三十九州县，四川有三十六州县，陕西有三十五州县，河南有二十州县。虽然在局部战场上，部分起义军和农民起义领袖遭到清军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但清朝仍然难以制止农民起义军的进一步发展。
嘉庆三年（1798年），清朝太上皇乾隆帝就因为身体问题将国家军政事务交给了嘉庆帝处理，嘉庆帝就已经开始改变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政策，但是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帝去世，嘉庆帝才真正成为了清王朝的主宰，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政策的变化旧更大了。
乾隆时期，满洲八旗兵已经腐化堕落到一定程度，已经丝毫没有了战斗力。
《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帝在太上皇乾隆死后，立即传谕军机大臣，指责带兵大臣及八旗将领等人”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 试思肥囊之资皆梦索地方而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几，岂能供无厌之求?... 是原有之贼未平，转驱民以益其党。”
嘉庆帝的诏令，指出了当前八旗官兵腐化贪婪堕落的实际情况。这必然导致八旗兵的军纪涣散，八旗兵的战斗力严重削弱。经略大臣勒保上奏称满洲健锐营、火器营兵丁俱“技艺平常，不耐劳苦”。虽然嘉庆帝严令大臣加强操练，以复满洲“骑射”尚武之风，但八旗兵已经是烂泥扶不上墙。
八旗服饰
清朝除了八旗兵之外，还有一支主力军队，那就是绿营，由汉人士兵组成，除了协助八旗兵驻防各地之外，还用于镇压汉人对清朝的反抗。
清军入关后，满洲八旗兵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位的优越而逐渐失去战斗能力。清朝中期，绿营兵一度成为不仅数量多于八旗兵，就连战斗力也高于八旗兵的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但到乾隆末年，绿营兵也逐渐步入了八旗兵的后尘。
绿营兵也开始腐化贪婪堕落。勒索索贿、克扣军饷、借端摊派等等官场陋习在绿营也开始变得稀疏平常。将领贪贿腐化，士兵疏于操练。
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下谕诏数落绿营：“近闻各省营务，如提、镇大员，一味养尊处优，全不习劳，... 所谓训练操防，全属有名无实。”
而且嘉庆帝曾经跟随乾隆帝南巡时，亲眼所见杭州绿营兵丁骑射：“射箭，箭彪发；驰马，人坠地。当时以为笑谈。”这时候的绿营兵几乎没有作战能力，已经不再是清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得力工具，嘉庆帝必须另辟蹊径。
八旗兵
嘉庆三年（1798年），四川省招募团练乡勇达37万人，湖北也有30.6万人。清朝正规军都统德楞泰、副都统明亮率领八旗兵和绿营兵在湖北襄阳镇压王聪儿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当地团练乡勇配合作战。农民起义军战败，王聪儿自杀。这是清军自川陕楚起义以来获得的久违的大胜利。
嘉庆四年（1798年）初，嘉庆帝命令勒保会同各大督抚，晓谕各地士绅地主阶层“扼要团练”，与清朝正规军配合作战，这不可避免的扩大了地方上的权力，这对清王朝中央政府的威信是一个较大的打击。于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士绅地主阶层响应号召，在各地招募团练乡勇跟随清朝正规军作战，因为乡勇不在兵额之内，有伤亡也可以匿而不报，导致正规军为了扩大军功把乡勇当牺牲品。正规军将领在对敌临阵中命令乡勇居前，绿营兵在后，满洲八旗兵在最后，胜了就扩大军功，败了只要绿营兵和八旗兵没事，也可以谎报军功，把战败说成胜利。
还有的地方政府和地方士绅地主阶层则招募本地或其他地方的无业游民充当乡勇，这些人到处招惹是非、偷鸡摸狗，使得地方百姓苦不堪言。
针对招募乡勇的一些流弊，嘉庆帝下诏：“至乡勇原为保护乡里而设，若仅募他乡游民，无田庐家室之恋，既去其乡，安望其勇?.何如省此养疲兵、募散勇之资，以团练本地之乡勇。...总之，他省未练之新兵，不如本地之乡勇，而本省隔属招募之乡勇，又不如本乡守堡之团勇。自后各县练勇，各守堡寨，不许调往军营，致村庄反遭茶毒。其乡勇固守卡寨，以堵为柴。”
四川北方一带的士绅地主武装本地团练乡勇，修建堡寨抵御农民起义军，正规军负责追击农民起义军的配合方式卓有成效。嘉庆帝深思熟虑后命令陕西、湖北等省效仿施行。
绿营兵
清朝前中期，以八旗兵为主，绿营兵为辅，对汉人士绅地主武装力量严防死守，限制极其严格。
嘉庆帝出于镇压川陕楚农民起义的需要，倡导地方汉人士绅地主阶层兴办团练，武装自卫，是一项因时制宜的新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行，对晚清时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说明清王朝如果没有地方士绅地主阶层的帮助，没有地方团练乡勇的帮助，正规军（八旗兵和绿营兵）的战斗力已经衰弱到无法镇压国内的叛乱的地步了。
清王朝的军事力量的虚弱在川陕楚农民起义中已经暴露无遗。
清朝乡民
嘉庆五年（1800年），随着地方团练乡勇和正规军的配合越来越默契，但是农民起义军仍然是分散各地，流动作战，缺少统一的指挥，使清军易于各个击破，原来农民起义军便于夺取地方士绅地主阶层的粮食，扩大农民起义军的队伍，但自清朝依靠地方政府和地方士绅地主阶层武装团练乡勇以来，各地士绅地主依靠险阻结寨或挖濠筑堡，农民起义军到来的时候，在寨堡中聚集乡勇贮藏粮米，坚壁清野，等待正规军的到来，甚至在农民起义军驻营的时后，武装的团练乡勇还可以乘势出击。
《三省边防备览》记载：“无人可裹，无粮可掠，贼势自衰矣。”从此农民起义军在全局上日益陷于被动的局面。
终于，在这年六月，农民起义军领袖刘之协战败，途经叶县的时后，被地方乡勇抓获。七月，嘉庆帝命令将刘之协押送北京城处死，并由此展开对农民起义军招抚的宣传工作。
嘉庆帝将刘之协认定为“剿匪首逆”，传谕各路清军将领及陕西、甘肃、四川、湖北等省地方督抚，“将首逆刘之协擒获一事广为宣播”，宣扬“教匪本属良民”，已被镇压的各位农民起义军首领也都是“听从刘之协倡教（白莲教）而起”，属于“被裹胁之人”，“如能幡然悔悟，不但免诛，并当妥为安置”。“实系同教”之人，如果“弃械归诚，亦必贷其一死”。
随后，嘉庆帝安排人手编著《邪教说》，对信教与“叛逆”加以区别，《三省边防备览》记载其中主要内容：“苟能安静奉法，即烧香治病原有恻怛之心，在朝政之所不禁。若借此聚众弄兵，渐成叛逆之大案，则王法之所不容。... 夫官军所诛者，叛逆也。未习教而抗拒者，杀无赦。习教而在家持诵者，原无罪也。... 白莲教与叛逆不同之理既明，则五年以来所办理者，一叛逆大案也，非欲除邪教也。”至于以白莲教“聚众敛钱”者，则应由地方官员“实心训导，宣扬正学”。
嘉庆圣旨
川陕楚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的原因就是官府查禁白莲教徒而引起的。嘉庆帝在抓捕刘之协后，将《邪教说》发布，意图就在于将农民起义军分化招抚，以求获得胜利。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在事实上解除了教禁，清王朝官方承认信奉民间宗教为合法，民间宗教的秘密结社也由此得以公开活动。太平天国最主要的三本宣传小册子
开放教禁，是嘉庆帝为镇压川陕楚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而采取的又一项新措施。如果说，嘉庆帝采用依靠地方政府和地方士绅地主阶层武装团练乡勇的新措施，加强了地方政府和汉人士绅地主阶层的权力，那么开放教禁则为此后农民反抗运动的组织和发动，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嘉庆六年（1801年）初，清朝再次对农民起义军进行分化。嘉庆帝下诏，明指川陕楚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首领徐天德、王廷诏为“起事首犯”，高天升和弟弟高天得、马学礼是“元恶大憨”，擒获者给赏升官。樊人杰、冉学胜、龙绍周、苟文明等农民起义军将领准许投降免死，缉获者也给予丰厚的赏银。
随着徐天德、高天升、龙绍周、苟文明战死，王廷诏、高天得、马学礼被俘获，最后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樊人杰宁死不降，最后投河自尽，至此，虽仍有农民起义军残部在零星抵抗，但川陕楚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正式宣告失败。
嘉庆七年（1802年）十二月，额勒登保、德楞泰会同川、陕、楚各地总督上奏嘉庆帝“三省荡平”。嘉庆帝随即传谕：“兹幸三省余匪，一律殄除，耆定大功，飞章奏捷。从此海宇敉宁，昇平永庆。”
清王朝开始对镇压川陕楚农民起义的清军将领进行论功行赏。额勒登保晋一等侯，世袭，授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衔，赏用紫缰。德楞泰晋一等侯，加太子太保衔，赏用紫缰。勒保、明亮、杨遇春等均有丰厚奖赏。
清朝官员
这场波及四川、湖北、陕西、甘肃、河南五省的农民起义，前前后后延续了9年的时间，而且虽然这次农民起义失败了，但是其造成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
清王朝为了镇压川陕楚农民起义，依靠的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士绅地主阶层的武装团练乡勇。单单四川一省招募的乡勇就多达30余万。经过多次裁撤淘汰，到嘉庆七年（1802年）时，四川、陕西、湖北等省份的本地乡勇还有大约20000人，外地流民了编为随征乡勇者还有大约17000人。
清王朝镇压川陕楚农民起义后，额勒登保建议将这些乡勇编入绿营中。但清王朝已经被这场长达10年的农民起义拖得筋疲力尽了，镇压这场农民起义所耗费的钱财多达1.2亿两白银，这对清王朝的国库是毁灭性打击。乾隆帝留给嘉庆帝的7800万两国库盈余和嘉庆帝查抄和珅家的几千万两白银被全部消耗一空。
嘉庆八年（1803年），为了节省国家开支，清王朝以绿营兵额数粮饷有限为由，将各营随征乡勇遣散，所有乡勇缴出刀矛武器给白银五钱，另给白银二两回籍。
被遣散的乡勇为清王朝死战多年，出力最多，所得最少，而且战后无家可归，愤怒怨恨清王朝，很大一部分变成流寇，或流窜于山林，或与农民起义军残部结合反抗清朝。最著名的当属通江遣散的乡勇500人加入农民起义军，斩杀清军副将朱槐。原来被清王朝用以镇压农民起义的乡勇转而起义反抗清朝，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清朝人
川陕楚农民起义和镇压这场农民起义嘉庆帝所采取的两项主要措施，都深远的影响了此后清王朝的国运，甚至整个中国的国运。
开放教禁，承认信奉民间宗教为合法，这为太平天国运动的萌芽铺平了道路。
依靠地方政府和地方士绅地主阶层的武装团练镇压农民起义，这又极大地增强了地方武装力量，也极大的增强了地方机构的权力，为湘军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湘军集团
在这场声势浩大且持久的农民起义运动中，清王朝的国库为之一空，甚至有所亏空，几十年过去了，清王朝依然没有缓过劲来，导致清王朝无力处理广西的“土客矛盾”，使得广西的各种矛盾升级，而且清王朝正规军（八旗兵和绿营兵）失去了战斗力的事实被暴露在世人眼里，清王朝的威信大受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各地不堪忍受压迫的农民，为再次发动农民起义提供了温床。
加上具有军事素养但是被清王朝无情裁撤的乡勇到处流窜，参加秘密结社，为太平天国和湘军的军事素养的提高提供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