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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组织白莲教:永远走在革命造反的前沿

神秘组织白莲教:永远走在革命造反的前沿


白莲教是一个古代秘密民间宗教组织。一方面它广为人知,另一方面它又十分神秘,我想大多数人对其了解知之甚少。


白莲教历史悠久,跨越了元、明、清三个朝代。一般认为白莲教起源于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由高僧茅子元创立。


茅子元19岁落发为僧,十分仰慕东晋时期的慧远法师。


慧远法师来头可不小,他与几名同修因向往西方净土,便挖了一个池塘种上白莲,以象征这是西方净土。他们这一拨修行的僧人也就被称为“白莲社”。他们这一派僧人所弘扬的佛法被称为净土宗。


宋高宗绍兴三年,茅子元在上海青浦的淀山湖创立白莲忏堂,自称“白莲导师”,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佛教宗派——白莲宗。


神秘组织白莲教:永远走在革命造反的前沿


相比于常规佛教宗派,白莲宗可谓十分“开放”。白莲宗允许弟子在家从事吸纳门徒、宣传教法、化缘建佛堂等行为。既然是在家修行,自然也允许娶妻生子了。然而这与当时僧人皆出家修行实在是格格不入。这使得白莲宗与佛教传统相对立,并不被正统所接纳,被佛教界所非议。


长此以往,朝廷认为白莲宗是邪教而遭到查禁。茅子元也被打成邪教头目被流放。直到宋高宗的养子宋孝宗即位后,茅子元才获得赦免。


整个南宋,白莲宗的影响力很小,教徒也不多。且由于白莲宗对于在家修行的俗众并无强制约束力,因此白莲宗十分混乱,三教九流别有用心者乱入,僧不僧,佛不佛,遭社会主流所排斥。


元朝初期白莲宗又吸收了某些摩尼教思想(即所谓的明教),和弥勒教的一些教义。弥勒教是一个混合了佛教、道教、摩尼教等诸教思想成分的混合宗教,宣扬“弥勒佛取代释迦牟尼佛下凡救世”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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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霞浦出土的摩尼教神像

所以此时的白莲宗已然不是一个佛教宗派了,甚至你无法归类它是什么教派,它纯属是一个混杂的新生宗教。所以,我认为白莲教真正形成于元朝初期。


白莲教徒不满元朝蒙古人的统治,号召教徒起兵造反。江西都昌人杜万一是白莲教徒,在教中也颇有影响力。他自称“天王”,很快就策动了上万教民反对元朝统治。


不过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了,杜万一被捕,对他使用一种古老的酷刑——磔刑,将其处死。所谓磔刑就是将肉剥离骨头,这是上古时期将“牺牲”用来祭祀的手法。


杜万一的起义大约是白莲教有史记载的第一次造反活动。从此以后元、明、清,白莲教皆走在革命造反的前沿。


白莲教屡次反元


元朝泰定帝时,河南的白莲教头目赵丑厮和郭菩萨以传教为手段,组织教众反蒙古人统治。朝廷闻讯赶紧抓捕这两人。赵丑厮、郭菩萨躲了几个月,终被抓住杀掉了。其余骨干成员被流放。


元顺帝时,河南周口人胡闰儿自称是“李老君”的儿子下凡(老子李耳),聚百余众烧香起事造反,周边一些白莲教组织纷纷响应。这次起义前后持续了一年时间,即被歼灭。胡闰儿被俘,然后杀掉了。


与胡闰儿的白莲教起义差后几个月,江西宜春人彭莹玉也组织白莲教起事了。


彭莹玉推选大弟子周子旺担任起义领袖,统领5000余名教众。彭莹玉、周子旺起义占领了江西袁州府,并立即建立政教合一的“大周国”,周子旺登基为“周王”,实际上彭莹玉成了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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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屠龙记》中的“五散人”彭莹玉


当时,北方的红巾军起事也搞的如火如荼,由韩山童、刘福通等人领导。红巾军的组成人员十分复杂,里面有白莲教徒,也有弥勒教徒,以及摩尼教徒等等(明教),还有大量的穷苦农民、流民等等。


彭莹玉为了响应红巾军,全国一片红赶走蒙古人,他们也自称红巾军。所以后世称彭莹玉为“南派红巾军”创始人,就是这样来的。


毕竟彭莹玉、周子旺所处袁州地盘太小,也未与北方红巾军势力连接起来,后来便被官军大举镇压给围剿了。周子旺被俘杀掉,彭莹玉带着一些弟子出逃成功。


逃掉的彭莹玉转战湖北江西等地继续反元事业,十几年后在江西高安被元朝官军杀死。“南派红巾军”这一支终究没能发展起来。


而正主北方的红巾军则一路做大。韩山童战死后,其弟子刘福通立他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


江淮地区红巾军领袖为郭子兴,朱元璋是他的手下。刘福通战死后,韩林儿投奔朱元璋(此时郭子兴已病死多年,朱元璋成了江淮地区红巾军大头目)。


神秘组织白莲教:永远走在革命造反的前沿


按说朱元璋是韩林儿的臣属,但朱元璋兵强马壮,韩林儿空有一个“小明王”头衔。如果韩林儿聪明,他应该主动让贤于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可是他没有这么做,最终落得个沉入江中淹死的下场。据说此事是朱元璋所策划,至今仍未有确切的定论。


明朝建立后,作为通过宗教造反起家的朱元璋,深知白莲教对朝廷的威胁。朝廷下令取缔了白莲教,《大明律》规定“为首者绞,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由此可见朱元璋对白莲教之类民间宗教组织的警惕之心。


封建王朝与白莲教的天然对立


从某种意义上说,白莲教对明朝建立是有功的,当年很多红巾军都是白莲教徒。但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集权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允许民间存在白莲教这种小共同体的,它始终对朝廷是一个威胁。从“周秦之变”开始即已注定了。法家思维的郡县制就是朝廷必须一竿子插到底,打散民间小共同体。


先秦之时,社会结构以宗族为单位,一个宗族那可是不少人啊。他们只有父父子子,没有君君臣臣。也就是说,儿子忠于父亲,远远大于忠于君王。君王势力只能到宗族这一级为止,再想进入宗族内就不可能了。在当时社会没人觉得这有问题。


商鞅之死,其根本就是触动了宗族的利益。法家认为宗族势力不利于君王集权。法家固然让秦国变强大了,终统一六国。但法家思想过分强调君王权力,而忽视老百姓权益,不允许民间小共同体存在,这到底好不好,至少是值得商榷的。


春秋末期楚国人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闾的重臣。后来伍子胥率领吴国兵灭了楚国,挖开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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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时没人说伍子胥是卖国贼呢?这就是由于先秦时,忠于家族大于忠于君王。“周秦之变”后要在这么干,那可就是卖国贼了,被万世唾骂。


考古学家发现从秦朝、西汉时挖出的地方志,往往一个村子里有很多姓氏,这很大原因就是“周秦之变”后,法家思维不允许民间再出现宗族势力,必须将之打散。一家人有几个儿子,那么儿子成家后就会被迁到别的村居住。当然,隋唐之后,这种打散姓氏宗族的现象减少很多了。


法家本质上所服务的对象不是广大老百姓,而是君王一人而已。中国古代每个封建王朝君主,似乎都宣扬儒家思想,仁爱治国,其本质又都推崇法家思想,这种事只能做,不能说。君王看《商君书》一定要悄悄看,还要表示这是批判性阅读。


明成祖朱棣即是如此。他从南京迁都北京,大修宫殿劳民伤财。又组织人力南粮北调,开挖运河等大型工程,先后在山东征调数十万民夫,农民徭役负担十分沉重,“徭役不休,征敛不息”。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山东白莲教女教徒唐赛儿的父亲被抓服劳役,她和丈夫林三到官府讨说法,结果林三被官军杀死了。唐赛儿到处投诉没人理她。她忍无可忍,决定起义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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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赛儿登高一呼,很快就有众多白莲教徒响应,后来连非教徒的穷苦老百姓也加入了。这说明皇帝沉重奴役人民的确过分,早已不得人心。安心当顺民是个死,不如造反起义,或有一线生机。


不到一个月时间,唐赛儿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唐赛儿本人逃走了,据说隐姓埋名出家为尼。为此,朱棣还命令将北京山东境内共计一万多尼姑、道姑抓往京师,以排查出唐赛儿。最后还是没找出来,唐赛儿不知所踪了。


白莲教是一个“开源”的宗教


明朝成化年间,白莲教经历了一次“改革”,对后世影响很大。山东人罗思孚在北京一带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罗教”,提倡“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教义,认为人终究要回到“无生父母”的身边,而“无生父母”是天地间最高的神。


大概是佛教、弥勒教、摩尼教已无法满足白莲教吸纳教徒了,他们决定要推出“新思想”。于是“罗教”的教义精神就被白莲教吸收了一部分。他们将“无生父母”这一概念演变为“无生老母”,并且将白莲教原本尊崇的最高神弥勒佛降级,成为“无生老母”的使者。


我们在一些清朝影视剧中常能看到白莲教中有一个白衣女神,那就是“无生老母”的影视化表达。


神秘组织白莲教:永远走在革命造反的前沿


事实上,白莲教从创建之后就没有很严密的组织架构,亦没有所谓全国性领袖。


白莲教更像是一个“开源”的宗教,它就放在那里,需要的就拿去用。可以随意往上添加各种佐料,或做各种删改。改来改去,唯一的底层架构恐怕只剩一个“白莲教”的名头了。


甚至有些连白莲教的名头也改了,只对外宣称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除此之外与白莲教毫无关系。


比如,明朝万历年间白莲教发展到一个高峰时期,其组织也变得更加复杂而松散。一时间冒出涅槃教、红封教、老子教、罗祖教、南无教、净空教,诸如此类的民间宗教,皆自称是白莲教分支。

清军入关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与白莲教说不清道不明的相关宗教,竟高达百余种!


由于清朝是满人建立的王朝,几乎所有白莲教分支或相关宗教都打出一个共同旗号——反清复明。


神秘组织白莲教:永远走在革命造反的前沿


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这一百多年来,尽管白莲教活动十分频繁,不过皆无大的作为。


那是清朝鼎盛时期,老百姓日子也都过得不错,对造反起义兴趣不大。反清复明也仅想一想而已,并不会付诸行动。老百姓觉得,安居乐业就行了,统治者是满人又如何呢?


加之,入关后满人皇帝也多推崇汉文化,分明就是汉化的满人,这自然得到汉人士大夫阶层的认可。满人皇帝也没有将汉人老百姓当作是异族来统治,采取元朝那样的等级制度。


清朝川楚白莲教起义


到了乾隆后期,清朝国力开始衰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白莲教开始蠢蠢欲动了。


乾隆后期,官吏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其中最盛者为湖北、四川两省。


1796年,湖北的白莲教徒准备造反起义。因走漏风声,官府大肆捉拿教众。湖北宜都、枝江一带白莲教首领张正谟、聂杰人被迫提前起事。


起事后,湖北各地的白莲教组织积极响应。在湖北,白莲教起事呈遍地开花之势。


但由于各地白莲教组织互不相属,各自为战,终被清军各个击破。


唯独湖北襄阳的白莲教分支“襄阳教”在首领王聪儿、姚之富的领导下,采取流动游击战法,他们没有被剿灭,还越来越壮大,成为湖北白莲教起义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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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四川各地的白莲教也响应了湖北的起义。以王三槐、冷天禄等人为主领导起义。


川楚两地的白莲教起义并未很好结合起来,他们还是各自为战。


1798年“襄阳教”的王聪儿、姚之富被清军围困,他们不肯投降,选择跳崖死去。


王聪儿、姚之富的残部终于幡然醒悟,与四川白莲教合作共同对抗清军。


清政府则采取“坚壁清野”、“寨堡团练”之策,白莲教起义军无法与老百姓产生联系,因此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坐吃山空,力量日渐枯竭。


到起义后期,白莲教起义军只能转战于川楚陕边境的深山老林中,缺吃少穿,人数降至两万余人。


神秘组织白莲教:永远走在革命造反的前沿


到1804年,清军全部歼灭了白莲教起义军。前后维持8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终于被镇压了。


但这次起义事件对清政府的伤害也很大,消耗了大量人力财力。八旗军与绿营等清朝正规军作战能力很差,清廷不得不依靠地方团练武装镇压白莲教。清朝后期地方团练武装崛起(典型代表是曾国藩的湘军,以及李鸿章的淮军),正是始于这次川楚白莲教起义。


最后一次白莲教起义


最后一次白莲教起义是1813年天理教之乱。


天理教由一堆白莲教分支结合组成,领头者是北京大兴人林清,自称“后天祖师”。


别看天理教起义规模不大,却让清朝统治者吓的不轻,他们的策略是擒贼先擒王,攻打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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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八年9月14日,天理教派出200人混入北京城,由事先买通的皇宫太监做内应。他们从西华门(今天的故宫西门)攻入紫禁城,一路拼杀,甚至杀到了养心殿附近。


清廷赶紧调来火器营才杀退了天理教的进攻,起义失败了。


据说当时还是皇子的道光帝爱新觉罗·旻宁英勇杀敌,用一支长矛戳死了两名天理教徒,嘉庆对其赞赏有佳。后来嘉庆传位于旻宁,不知有没有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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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教在河南滑县也展开了起义,并一度占领县城。


天理教之乱大概是成本最小,对统治者威慑最大的一次起义。嘉庆在《遇变罪己诏》中说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


这次天理教之乱后,白莲教基本走入历史了,再也没听说过打着白莲教名义的起义发生了。


最后总括来说,白莲教起于1133年,消失于1813年,历时680年,跨越三个朝代。他们本是宗教组织,却好像从未真正进行宗教方面的修炼,反倒是永远走在革命造反的前沿。这样的一个宗教组织,实为千古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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