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希圣：能识“天书”的破译大师，毛主席说，
在我军从弱小走向强大的过程中，有那么一群人看似默默无闻，所做的贡献却无法替代。
与亲赴前线的将军不同，他们是一群隐秘战线的工作者。这些人，或潜伏于敌人内部，与敌人斗智斗勇，把一份份情报传递过来；或在某一个角落，整日里与“冰冷”的机器打交道，只希望能够从电台中了解到敌军动向的蛛丝马迹。
前者有郭汝瑰、熊向晖等人，因为毕竟是与“战事”相关，还算是没有被历史所掩埋，至于后者中的曾希圣、王诤等人，恐怕除了对他们真正敢兴趣的人，能够对其过往经历了解的，并不多。
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曾希圣。这个人曾被叶剑英元帅评价，是一个能识别天书的人；毛主席在长征胜利后也曾感慨，“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曾希圣，1904年10月11日，出生在湖南省资兴市一户书香门第人家。他还有一个兄长，就是我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重要领导者、开创者之一的曾中生。
1922年，曾希圣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和兄长曾中生一同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就读于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
1926年7月，随军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团指导员，后担任汉口教导团军事队队长，之后赴苏联学习。
曾中生
于1927年归国后，在河南、山东从事秘密工作和兵运工作，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曾希圣在1930年被调任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担任秘书长，同年冬天，赴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
后因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叛变，而接受周总理指示，离开上海。先是坐船到香港，之后辗转汕头、潮州、长汀等地，通过了敌军的封锁线与关卡抵达中央苏区。
从此，曾希圣正式与“电台”打交道，先后担任了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参谋部侦察科科长、中革军委二局局长等一系列的工作。
情工人员的敌人与野战部队的敌人不同。
野战部队，敌人是来自于正面的。而情工人员，敌人则是来自于四面八方，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心。
如果说，潜伏类情工人员的最大敌人是误解，那么曾希圣这类的情工人员的最大敌人就是寂寞。
工农红军组建初期，莫说是专业的电讯工作者，就连电台也没有几部。在如此简陋、落后的环境里，想要做出成绩来，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寂寞。
无法克服寂寞，就无法克服工作中所有的困难。
曾希圣的工作是与电台打交道。当时与电台打交道的工作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以通讯为主，而另一类则是以情报为主。
从电台中获取情报，需要的是破译。以当时红军的发展情况来看，于破译方面没有专业的人才。除了周总理曾经参与并组织过电台破译外，其他人基本就是两眼一抹黑。
莫说是破译，就连破译所需要的基础学科数学，在这方面的人才都是极度匮乏的。曾希圣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着手工作的。
对曾希圣而言，这是一个陌生的工作，但他必须要担负起这份工作。此时的他，必须在空白与寂寞中打出一片天地。
破译电文，并非像影视剧里所看到的，只要有足够聪明的头脑就能完成。繁杂的内容、古怪的文体、晦涩的汉字，还有常常要变换的密电码，以及毫无规律可循的发报时间，这些都需要耐得住寂寞，才可以解决。
曾希圣首先要做的，就是弄清最基础的编码规律，还要搞明白敌人的发报时间。他组织中革军委二局的同志们，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监听敌军电文。
不管是有用的，还是没有的，都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号管理。以至于从中发现出什么规律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曾希圣终于从繁琐的工作中，破译了敌人的密电码。而他所用的方法则是“倒查”。
这是一种既聪明，而又大胆的破译方法。据曾希圣回忆，他在早年间，曾听一个朋友说密电码的破译可以通过“猜”。但怎么猜、如何猜，猜的对不对没有人告诉他要怎么做。
而所谓的“倒查”法，其实也是靠“猜”而完成的。曾希圣用已发生的战斗情况，去和他所归纳整理好的监听电文互做印证。整理出了大量破译密电码的雏形。但这些雏形，都无法准确的完成破译。
可军事战场上，需要的情报是准确的，一个细小的失误，可能随之而来的就是成百上千战士的牺牲。
恰恰在这个时候，上天给了曾希圣完全破译敌军密电码的机会。1932年8月的宜黄战斗中，我军歼灭敌一个师部，并从中缴获了两部电台，最关键的是，在这次战斗中，曾希圣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大量的敌军电报底稿。
而其中有一份发给孙连仲的电报，正译到一半。顺着这半份电报，曾希圣按图索骥，最终完成了破译。
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曾希圣的这一次破译，是完全正确的。从此，军委二局和曾希圣就像打开了一扇门一样，把敌人电文下的秘密一个一个全部解开，为我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提高了大量的情报支持。
情报工作，永远是相互对立的。
有渗透就会有反渗透，有潜伏就会有反潜伏，而有破译就会有反破译。
从硬件设施、人员储备，专业培训来说，我工农红军当时的情况远不及敌军。但我军却屡屡能在情报战上面掌握先机，占据上风，所依靠的就是情工人员永不停止的进步。
在破译了敌人一个又一个密电码之后，曾希圣没有骄傲。而是很快的意识到，既然我们能够破译敌人的密电码，那么基础条件强于我军的敌人，也能够破译我军的密电码。
所以，曾希圣很快的投入到反破译工作当中去。他要给我军的红色电波，构筑一道铜墙铁壁。
敌人想要破译我军的密电码，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监听并接受到我军电报。基于此必要条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控制发报数量。
我军破译敌军密电码时，所发现的一个现象——敌军的很多报务喜欢通过发电报聊天。而我军也从他们这些聊天中，发现过很多的军事情报。
鉴于这种敌人给我们带来的警示，我军在发报必要设备及电键的管理上非常严格。除非有重要的军事情报，电键一律由专人负责。在革命工作最为紧张的时候，电键的管理者甚至是毛主席。
这种办法能做到的只是有效的控制敌人监听，但说到底还是有些被动。
曾希圣想要的是化被动为主动，他要从我们已经破译的敌军密码中寻找蛛丝马迹，用反向思维来迷惑敌人。毕竟，电报不会一直不发，只要让敌人摸不到规律或者找错了规律，才是更为安全的。
为了安全，曾希圣给所有负责电讯工作的同志都做了严格的规定。
报务人员禁止在报务机上进行任何交流；非联络对象禁止沟通；而呼号方面也要有所区分，主动呼叫和被动呼叫所用的号不同，以避免敌人的监听。
电台番号与部队的番号和机关的名称不同，为避免敌人破译后了解我军部队动向。同时，曾希圣还严格命令，在每次破译完敌军密码后立即销毁，其目的是怕敌军在发现我军可以破译而引起警觉。
最为关键的是，曾希圣要求专人专报，即重要电文指定人发和接发双方要相互对应。其原因就是为了让接发双方熟悉对方手法，避免敌人浑水摸鱼。
曾希圣不仅给我军建立了完备的反破译方案。他还利用这种手段，去指导敌人的军事行动。
1935年2月，遵义会议开完后，我军集结于赤水南岸要渡赤水。可此时，根据已有的情报显示，敌人已经聚集了两个师在北岸。
当然，如果敌人仅有这两个师，那么从纯军事角度而言，最终获胜的会是红军。可当时红军背后，就有敌人的六个师逐渐逼近。
一旦我军强渡赤水，无法迅速解决北岸的敌军，那就会有腹背受敌的风险。
此时，曾希圣跟毛主席、朱总司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我军已经破译了敌军的密电码，那不如就利用我们已掌握的密电码和电文格式，冒充蒋介石的口气，把我军背后的六个师调开。这样一来，我军可以全力去对付北岸敌军。
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希圣的奇谋奏了效。敌人的六个师在收到电报后，果真按照我中央红军所指示的方向去了。
经此一战，我中央红军顺利过江，把敌人远远的甩在了后面。
从1932年，曾希圣参与创建中革军委二局起，曾希圣一心扑倒电台工作中。
为了破译敌人的密电码，曾希圣曾几天不眠不休。他的破译工作，为我党我军在军事行动上，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情报，帮助我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长征胜利后，毛主席曾这样评价曾希圣和他所领导的中革军委二局：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