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贝安加生死恋：羁押两年狱中产子，定罪优
“著名的纳粹女间谍贝安加，意大利人，年约廿许，娇艳动人，与日籍著名间谍川岛芳子齐名。其寓居上海时，即与日本外事人员过从甚密，一度与法维基政府领事西门同居。月前在上海被捕之日人间谍供出其罪状，我政府即通令缉拿。”
这是1946年3月份，广州的一份报纸对贝安加间谍案的报道。
自从贝安加被美国驻广州的战略情报署（OSS）的官员跟踪及逮捕，并将案件披露于众之后，贝安加其人连带她自我放纵的行径，经媒体渲染，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图 | 贝安加
一
1918年出生的贝安加，此时只有27岁。不过她27年的人生履历，跌宕和大胆的程度令人咋舌。
贝安加出身意大利贵族，母亲是美第奇家族的世袭女爵，父亲是墨索里尼政府海军部的高阶官员。从小就生得可人的贝安加，曾被母亲的朋友预言“这个孩子长大后，会让任何男人都感到烦恼的。”
的确，这个貌美女人的生命中，从来不缺追逐她的男人。美貌是她的杀手锏，但她也因此而身陷囹圄，面临生死的审判。
这一切，都要从她15岁时参加的一个舞会谈起。
那天，热衷于打扮自己的贝安加用父亲送她的珍珠项链搭配了一套黑色开领丝质晚礼裙，挑选了精致的发卡束起一头金发，“吾家有女初长成”的娇俏面庞，让“月老”和丘比特忍不住来了一场国际合作。
舞会上，她和来自中国的学生谭展超一见钟情。
1910年出生的谭展超，来自广东新会，是新一军的著名将领。可那时，他不过是十八岁便离家远赴意大利学习军事的一名普通学生。
贝安加的父母极力阻挠两人的结合。除了法西斯统治下的种族偏见，他们更怕的是从小娇生惯养的女儿，被中国的封建婚姻理念荼毒。
贝安加母亲对她说，中国男人是不会满足于只有一个妻子的。可早已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贝安加却对她与谭展超的感情十分笃定，为了与谭展超结婚，她不惜与父母断绝关系。
1936年10月，拗不过她的伯爵夫妇，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为他们举行了婚礼。婚礼现场来宾甚少，冷冷清清。
不过二人的婚后生活却浓情蜜意、令人称羡。
但是没多久，他们美好的生活便被战争打破。随着二战的战火肆虐，身为军人的谭展超挂念祖国的安危，他想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利用所学的军事技能报效国家。
1938年，深爱丈夫的贝安加，又一次不顾父母的反对，带着两个孩子和腹中胎儿，跟随谭展超来到了在战争中水深火热的中国。
至此，贝安加在中国国土上的传奇经历便展开了。
图 | 谭展超贝安加结婚照
二
回国后，谭展超加入了国民政府税警总团团长孙立人的部队，并奉命驻守贵州都匀，担任部队的山地作战和骑兵训练教官。
贝安加便带着两个孩子以家眷身份随夫入伍，在那之前，她刚刚出生的女儿尤拉因感染胸膜炎而不幸夭折。
来到贵州都匀，他们住在简陋的木板房里，生活条件不尽如人意,好在一家人可以相守。在这里，贝安加又生下一个女儿，沿用了尤拉的名字。
可是，她还是凭着女人敏锐的直觉，发现了他的婚外情——当谭展超与前来检阅的最高司令握手时,将本该属于贝安加的兴奋对视，抛向了陆军医院帐篷内的一名女护士。
气愤之余，都匀那贫瘠和艰苦的生活也逐层褪去了爱情的镀金色，变得难以忍受。她决意带着三个孩子离开谭展超，去上海，去本该属于她的繁华世界中去。那时，她还有孕在身。
面对谭展超的挽留，贝安加无动于衷。
1941年，怀着身孕的贝安加带着一个保姆和三个孩子，辗转来到了上海。
当时的上海是日本占领区，欧美各国的政治军事人物均在上海频繁活动，促成了上海战时的畸形繁华。
贝安加，这个从小游走于贵族舞会，又对自身容貌极为自信的女人，在上海的社交圈中如鱼得水，却不曾想卷入了风云诡谲的时政漩涡中，差点丢了性命。
图 | 贝安加运动照
三
1946年初，因间谍案曝光而成为热点人物的贝安加，被媒体勾勒成心肠狠毒的“蛇蝎美人”和神通广大的“千面魔女”。
离开谭展超来到上海的贝安加，到底经历了什么，让她的人生发生如此大的翻转？
原来，怀有身孕的贝安加，来到上海后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让贝安加感受到了在上海的生存压力。
她带来的钱很快就花光了，谭展超又随部队出征缅甸，与她断了联系，贝安加一时失去了经济来源。
不得已，她放下贵族的身份意识，在一家法国人开的服装店做兼职模特，以赚取生活费用。
可是，这份工作对于她当时的生活开支，如同杯水车薪。在优渥生活中长大的贝安加，怎么能满足于过捉襟见肘的日子呢？
她先是委身于一个银行经理，以获取经济支持。后来，她有机会进入上海外交官社交场合，凭借出众的美貌和贵族出身，贝安加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各种人物之间，一时成为上海小有名气的交际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外交场合成了情报工作的温床。活跃于各种高级场合的交际花们，便成了情报人员获取信息的渠道之一。
而贝安加并不满足于通过信息倒卖获利，她还利用其积累的强大人脉做起了黄金和美钞的投机生意，获得了相当的财富。
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贝安加投身其中，却不知这汹涌的浪，会将她推向何处。
图 | 贝安加和四个孩子
四
1945年8月15日，在美军向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
战后清算，日本战犯纷纷被捕，纳粹间谍也依次落网。其中，美国破获了一起以德国人海斯为首的间谍组织，随着该案的深入调查，法国维西政府的领事菲利普.西门也有间谍嫌疑。
这与贝安加有什么关系呢？
时间往前追溯，贝安加与谭展超失去联系后，她的生活里又多了一件事：打听谭展超的消息。于是，她多次南下广州寻夫，并在此期间认识了住在广州的法国维西政府的领事菲利普.西门。
西门垂涎于贝安加的美貌，并向她提出了给他当情妇的请求。那时贝安加得到误传，说谭展超在缅甸战争中失踪，生死不详。
此时的贝安加尚离不开权势的便利和庇护，而身为法国领事的西门恰能带给她这些，于是贝安加便以情人的身份与西门交往，并做了与其结婚的打算。
因为这层原因，贝安加走入了美国情报机关的视野。
1945年11月15日，美国驻广州的战略情报署（OSS）的调查员葛雷中尉在贝安加从广州返回上海的机场上拦截了她，并以其未携带广州行营的通行证为由，命其返回广州西门住处。
两日后，OSS的菲洛尔上尉和葛雷中尉上门将她逮捕，。
审讯期间，调查员从她的行李中倒出了许多金条和美钞，菲洛尔便说她为日本人走私黄金。贝安加申辩说她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并提出她和西门已有婚约，理应享受外交豁免权。
显然，贝安加把这件事想简单了。如果只是未携带通行证搭乘飞机或者倒卖黄金美钞，并不至于被OSS逮捕审讯，这其中似有蹊跷。
贝安加被关押期间，葛雷和菲洛尔进行快速搜证，先后出具了两份调查报告。报告中形容她为“危险及投机之妇人”，并指出贝安加献媚于多名日本情报、间谍机关要人，为他们完成某些情报“任务”，还利用他们的关系走私黄金、美钞等赚取差价回扣等。
根据调查报告，贝安加被葛雷中尉举报为日本间谍。贝安加间谍案就此展开侦讯和调查。
不过这份匆忙成型的调查报告中，虽然言辞凿凿，但是经不起细致推敲，缺乏实质性证据。
如1944年，贝安加乘坐日本军用飞机到南京，向日军情报机关负责人矢崎将军申领一张可乘坐军用飞机到广州的许可证的事件，被葛雷解读为有“某种任务”，显然指向的是间谍行动。
针对该条指证，贝安加在自我辩护时称，她只是在机票难求的情况下，求助矢崎将军，能让她能去广州与情人西门见面。
案件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指控方和被控方各执一词，陷入罗生门。
五
仿佛命运早有安排一般，1945年下半年，谭展超奉命押解日本战俘在广州修筑新一军公墓。当时，新一军指挥处和OSS办事处恰巧都在广州一个叫沙面的地区。
贝安加被捕后，法国维西政府领事西门即刻找到了谭展超，请求他展开营救。
听闻贝安加处境的谭展超顾不上这件事带给他的难堪境况，立即托军长孙立人发函给广州保安司令张发奎，表达了希望“从速办理”的愿望，以避免审判期过长，案件生变。
1945年12月中旬，张发奎收到孙立人发来的“新一军司令部报告”的公函，文内提及贝安加为中国军人谭展超的妻子，案件又发生在广州界面，理应引渡回国内审判机关进行审理。
张发奎遂与OSS协商，将贝安加引渡到广州行营审讯。
同时，因贝安加的案件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谭展超还以军人丈夫的身份通过《申报》为贝安加辩护。
图 | 《申报》对贝安加谍案的报道
在他的辩护中，出身意大利贵族的贝安加，为了爱情，跟随军人丈夫来到了战火纷飞的中国，并且在战争中颠沛流离。为了躲避日军轰炸，保护孩子，从贵州都匀辗转桂林、香港等地，最后落脚上海。
由于丈夫赴缅参战，失去联系，她又开始了寻夫之路。在几次南下广州打听丈夫消息的过程中，认识了西门，获得丈夫战死的误传后，她迫于生存和抚养孩子的压力，才与西门同居。
谭展超在报道中强调贝安加的贵族出身和已为人母，没有当间谍的理由。而她与日本人来往，只是为了方便申请护照。不仅如此，她还因为美貌被日本人刁难，并且因丈夫的军人身份，还曾被日军怀疑为重庆间谍云云。
谭展超着意将贝安加案件朝着“美貌招祸”上引导，加上他是贝安加的丈夫，又是抗日前线的将领，他的出面辩解，很容易引发人们对贝安加的同情。那么贝安加到底是不是间谍呢？
一时间，贝安加案的疑点越来越多，事件走向扑朔迷离。
贝安加则在谭展超为其辩护的基础上，在“桃色纠纷”方面大做文章。她指出葛雷和菲洛尔在审讯期间对她意图不轨，求欢被拒，并且她行李中的金条和美钞在他们审讯过后不翼而飞。这些相关“财色之事”的内容，足足地吊起了媒体和大众的胃口。
图 | 贝安加和四个孩子
六
另一边，广州保安司令张发奎将贝安加案指派给情报科长兼战犯调查组组长汤炎光。与此同时，葛雷的调查报告也给到了汤炎光。
虽然谭展超尽可能地利用他的人脉和影响力，为营救贝安加创造机会，并贴心地为其申请到了宽敞明亮的单独囚室，但是汤炎光的审判，并没有按照谭展超的预期进行。
由于贝安加在拘押期间不停地大吵大闹，她情绪失控，被认为有精神疾病，于是在谭展超等人的保释下，贝安加被送入了广州博济医院。
汤炎光便带着《申报》的记者，在病房对贝安加进行审讯。
面对审讯，贝安加挤眉弄眼，时而微笑，时而痛哭。汤炎光表示这是所有女间谍惯有的样子，对他是没有用的。
面对记者，汤炎光表示贝安加已经同谭展超离婚了，谭展超实在不应该为她辩护。又说到贵族出身的间谍并不少见，而针对“桃色纠纷”，汤炎光直言那是被控方的有意引导，“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说法，那就完全错误了。”
汤炎光的审讯中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贝安加和谭展超是否仍保持夫妻关系？这将影响到整个案件的性质问题。
如果没有婚姻关系，贝安加就不具备中国国籍，应按国际间谍案审理，如果尚维系婚姻关系，根据意大利的法律和国内的《国籍法》，贝安加具有中国国籍，那贝安加就不能以间谍被起诉，而应是汉奸叛国罪。
虽然都是很严重的罪名，但是间谍的审判机构是军事法庭，汉奸的审判机构是广州高等法院，对于营救贝安加来说，显然在广州高等法院审理更为有利。
事实上，贝安加确实曾以“恶意遗弃”的理由申请过与谭展超离婚。但那是由于收到了谭展超阵亡的误传，而她又不想在生活上求助父母，故而在打算和西门结婚时，便去上海法院诉请了离婚。
那么当时的离婚判定是否生效？关于与谭展超婚姻关系的判定在案件审理后期成为一项关键要素。
1946年3月，贝安加和其他43个外籍在审人员，因不是军人，而改为汉奸罪审判，由广州行营转到了广州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检察官区炎年接手贝安加的侦讯工作，并为其撰写辩诉状。依据贝安加的陈诉，辩诉状中刻画了一个带着四个孩子在上海艰难生存的母亲形象，前因丈夫的军人身份而被日本人怀疑为重庆间谍，后因情人西门的牵累，被怀疑成日本间谍。
好心帮其撰写辩诉状的区炎年检察官会在审理时，倾向于她的说辞吗？
答案是：并没有。
七
菲洛尔和葛雷的调查报告，虽然是未经广州行营战犯侦查组的“私人调查”，但是无论是汤炎光还是区炎年，似乎都更倾向于相信葛雷对贝安加是日本间谍的控诉。
1946年6月，区炎年依照葛雷的调查报告撰写了起诉书。
“因其夫在内地任军职，消息阻隔，接济断绝，经济发生困难，遂与日本政治部外事处斋藤少佐，日本外侨总联络官高轿（即矢崎将军），德国上海克尔特局之日联络员高岛及其他日人滨野、小谷等结识，受敌利诱，充其间谍。”
虽然葛雷的调查报告多半没有实质证据，但其中有一条，对贝安加十分不利。
日本政治部外事处的情报员若瑟.埃宁，在接受调查时提到斋藤少佐曾让他辨识一份有关瑞士与葡萄牙领馆涉及资财转换的函件的真伪，这份函件便是贝安加提供的。这件事也被区炎年写进了起诉书。
案件审判进入了关键时刻，可在紧要关头，贝安加却被查出已怀孕四个多月！
原来，谭展超在博济医院看望贝安加时，两人旧情复燃，在医院病床上发生了关系。据晚年贝安加回忆，她的怀孕是有意为之，希望能通过怀孕免除因间谍罪而面临的死刑，其心机可见一斑。
当时，除了谭展超，贝安加远在意大利的父母得知她的处境后，也动用各种关系希望能帮助贝安加摆脱罪名。
意大利政府表示在程序上无法介入该案，于是身为教宗侄女的贝安加母亲恳求罗马教宗予以帮助，教宗联系广州天主教堂大主教，请他给贝安加以必要的关怀和帮助。
贝安加既已查出怀有身孕，大主教遂向广州高等法院提出请求，将贝安加转到一家教会医院进行调养。也正是由于怀孕，贝安加躲过了战犯审判的高潮期。
由于案件迟迟没有进展，外界对贝安加的关注度也逐渐消失。本就不愿意审理这个案件的广州高等法院以“管辖错误”又一次将贝安加移交给军事法庭。
贝安加案一时难以定论，她又面临生产，所以对她的审理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当有记者去采访她时，她十分气愤地说：“羁押十三个月，没有一次公审，只是经过法院两次侦讯。有罪应该快点判决，无罪就快点释放。很快就过去了半年多，看样子可以搁置十年了。”
当然，不止她一个人着急。1947年初，外交部催促广州军事法庭尽快将此案结案。
于是案件又一次陷入管辖权的讨论当中。涉及到管辖权，就必须捋清她的国籍。
依据当时的国籍归属判定条件，要定性贝安加国籍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她当初为了和西门结婚而申请的与谭展超离婚，是否生效？二是谁能证明她和谭展超确实属于合法夫妻呢？
第一个问题，由于申请离婚时，谭展超作为夫妻一方并不知情，加上批准离婚申请的汪伪政权的效力并不被认可，所以贝安加和谭展超仍有夫妻关系。那么就剩下如何证明贝安加和谭展超确实结婚了。
好在他们结婚时，谭展超的同学、孙中山的侄孙、时任广州中山县长的孙乾曾担任二人的男傧相，他致电军事法庭为二人的结婚关系作证，关于婚姻问题才算尘埃落定。
案件进入最终审判阶段，但由于该案拖延时间较长，指控贝安加为日本间谍的调查报告中的证人，都已不知所踪。就连检举人葛雷和菲洛尔也因OSS改组为CIA而调回美国。
没有原告继续提供证据，贝安加与谭展超的婚姻关系又被证实，于是贝安加案又以管辖权问题转回了广州高等法院，按汉奸罪进行审讯。
她的辩护律师就对她不利的指控进行辩护。如若瑟.埃宁说她曾提供外侨的违法金融交易的资料给到斋藤少佐，事件即便属实，也是外侨的行为违法在先，更何况当时所破坏的是汪伪政府的金融环境。
还有证人提出她利用父亲意大利军人的身份将意大利的情报提供给日本人。众所周知，意大利和日本在战时是盟国，二者互相打探消息并不能构成判定她为汉奸罪的证据。
1947年11月25日，广东高等法院宣判贝安加无罪。
八
从1945年11月到1947年11月，历经两年关押后被无罪释放的贝安加，感受着身处异乡而举目无亲的苍凉与迷茫。
在她关押期间，谭展超已随部队赴东北战场。出狱后的贝安加四处打听他的消息，收到的却是他在战争中身亡的噩耗。
其实，这次也是误传。也许是他们缘分已尽，因谭展超而来到中国的贝安加，如果不能继续和谭展超在一起，留下来对她而言没有意义。
于是，她带着几个孩子和在中国近十年的传奇经历回到了意大利的家中。那时的她尚不满三十岁，可是却已久历风尘、饱经世变。
回到意大利的贝安加，开始了她另一段丰富多姿的生活旅程。她又结了五次婚，但一直没有改姓，贝安加.谭这个名字，伴随她到人生最后的岁月。
远在中国的谭展超，则因东北战争失利，跟随部队来到了台湾。他与那名战地护士结婚，并且组建了一个家庭。直至他去世，贝安加的照片和报道贝安加案的报纸都被他藏在一个上锁的柜子里。
无论我们期待的是一段荡气回肠的异国恋，还是一个曲折离奇的间谍案，那段被蒙上了浓浓硝烟的往事，都随着和平的到来变成了一段孤独的舞曲。
我们不知道晚年的贝安加，是否会为自己的这段经历进行对与错的评判，也或许，这个一贯我行我素的女人，在死里逃生后忙着赶赴下一个精彩，而无暇沉浸于往事的纠葛。
文 | 艾莉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