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不顾轰炸,大炮推出工事直射坦克,美军
作者:莫孤烟
1951年2月10日,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西线阻击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军依靠强大火力的压迫,已经进至汉江南岸的丰里、曲桥里、松坡里、大峙里一线。志愿军担任防御任务的38军和50军,依托野战工事殊死抗击,阵地不断收缩,形势岌岌可危。
当日上午9时,美军第3师伙同韩军和英军的部分兵力,动用几十辆坦克掩护步兵向汉江南岸的奉恩寺渡口发起试探性进攻,在遭到志愿军炮兵1师26团2营的猛烈炮击后缩了回去。美军随即调整进攻方向,抽调300余人进至广伏里的江桥,在10辆坦克掩护下依旧发起试探性进攻。
志愿军炮兵1师26团是第一批入朝参战的炮兵部队。在汉江阻击战中,他们奉命配属第50军作战。负责广伏里区域火力掩护任务的26团3营遇上了大问题——由于距离太近,即便是最低表尺也无法射击。危急时刻,这支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显出英雄本色,不顾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将大炮推出工事,对着横冲直撞的美军坦克实施直瞄射击。美军坦克从未见过这种玩命式的打法,丢下几辆被击毁的坦克后掉头而去。
经过这两次试探后,美军做了3天精心准备,再次集中力量猛攻奉恩寺。这一次兵力增加到500余人,坦克增加到20辆,并有18门重炮和12架飞机掩护。
战斗空前激烈,炮兵26团1营1连的阵地上落弹300余发,几门炮被毁,数名炮手伤亡,通信联络线也被炸断。副排长常恩举挺身而出,带领战士们抢修工事,抢救伤员、恢复联络。常恩举曾是炊事兵出身,在东北战场上曾立下大功三次,战斗经验丰富。在他的沉着指挥下,1连奇迹般地恢复到战斗状态。
面对敌人的装甲集群,以往那种对多个目标分散射击的老办法已经不顶用了。1连首创“集火射击”,也就是集中全连火力对一个目标实施集中打击,结果半个小时之中接连击毁敌军4辆坦克。看到这一幕后,步兵在阵地上大喊“大炮上刺刀了!”
1连采取抵近射击的勇敢战法重创敌军坦克,支援步兵将敌一举击溃。战后,炮兵第26团1连荣立集体大功,常恩举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大炮上刺刀”的战术其实由来已久,早在拿破仑时代就已得到应用,19世纪的法国和普鲁士军事理论家还曾对这一战术做过系统的理论阐述。在二战初期,德军坦克集群曾横扫欧洲大陆,却在苏军面前遭到重创,其重要原因就是苏军用85毫米高射炮平射打坦克,以其强大的穿透力让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望而止步,为赢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立下大功。
我军采取炮兵抵近射击的战术也有很早的历史。抗战时期为了打掉日伪军的炮楼,八路军著名神炮手赵章成在刘伯承司令员的指示下,研究用迫击炮平射的技术。这一看似违背常理的技术,居然被赵章成研究成功了。他在掷弹筒的启发下,把现有的迫击炮改造成了平曲两射火炮,在实战中证明行之有效。当然,这种操作方式相当危险,是我军在技术装备极端落后的局面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
从此,我军战士就把火炮直瞄射击的方式,称之为给大炮上了刺刀,这是应急之举,但也发挥出了火炮的优势。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不少蒋军的炮兵被俘虏后加入了我军队伍中。这些受过正规训练的解放战士,使得我军炮兵建设走上了正规化。他们严格按照炮兵操典操作火炮,对这种近乎蛮干的直描射击嗤之以鼻。不过在面对蒋军的钢筋水泥工事时,常规射击有时并不能起到作用,还非得抵近射击不可,我军炮兵在情急之下,甚至会把大口径火炮推进到距敌几百米的地方直描射击。
例如在辽沈战役中的配水池战斗中,东野炮兵就对这一坚固堡垒无能为力,以至于步兵陷入到血肉磨坊般的残酷拉锯战之中。东野3纵司令员韩先楚在深入一线观察战况后,果断下令“大炮上刺刀”。炮兵勇敢地实施敌前抵近射击,结果迅速打开了突破口。在突破锦州城垣的战斗中,炮兵部队也采用了这一战术,为瓦解敌军防线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电影《大决战》中,这一情景也得到了完美展现。
当然,实施“大炮上刺刀”战术是极其危险的,不仅让炮兵置身于敌军的火力打击范围内,而且由于距敌太近,爆炸后产生的弹片和碎石还极有可能伤到自己。因此实施这一战术的前提是炮兵战士要有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勇气,这可不是随便哪支军队都能做到的。
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装备的火炮多为牵引式榴弹炮,射程较近,炮兵观察器材的最大观目距离相对较近,而且一般配置在步兵阵地后3至4千米,难以打到敌重炮阵地,更不用说,志愿军的火炮数量远不及敌军,和敌人对等炮战实在没有这个资本。因此志愿军炮兵的主要战法就是集中使用兵力和火力,针对主要目标形成火力拳头。在汉江阻击战后,指战员尝到了这一战术的甜头,“集火射击”便写入了我军炮兵的作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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