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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潜伏胡宗南身边,获偷袭延安密报,身

胡宗南手握重兵,长期驻防西北,有“西北王”之称。老蒋曾给他16字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东御北制,一个被动一个主动,胡宗南对此领悟深刻。他对日军行动甚少,倒是经常策划对延安进攻。不过,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延安的掌控之中,这一些都要归功于一位传奇的地下情报工作者,他潜伏在胡宗南身边10年,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

熊向晖原名熊汇荃,1919年4月出生于山东一个官宦世家。父亲熊仕昌是毕业于清末成立的京师法律学堂,曾担任过湖北省高等法院刑庭庭长。1936年,年仅17岁的熊向晖从南京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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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熊向晖

当时的社会,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日本先侵占东北,又在华北扶持汉奸政权,并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逐步蚕食中国领土。对此当局步步退让,奉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受过新思想熏陶的青年学生严重不满。

刚刚进入清华的熊向晖很快就投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由于思想进步,表现积极,于当年12月被秘密吸收入党。

1937年暑假,熊向晖回家探亲,不料“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全面抗战爆发,不久首都南京也沦陷。清华等几所平北大学南迁到湖南长沙,但学生已经无心念书,纷纷上前线保家卫国。熊向晖也向组织提出,要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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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宗南合影

但组织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加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争取到胡宗南部去工作。淞沪会战中,胡宗南的第1军失惨重,当时正在长沙招兵,胡宗南本人对文化较高的青年学生尤为看重,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正是要到新1军去服务。

熊向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个组织,在经过短暂的培训后,服务团50多乘火车赶往武昌,在这里得到了胡宗南亲自接见。为了引起胡宗南的注意,熊向晖事先研究过孙中山的革命理论。

胡宗南逢人必问:“你为什么到本军来?”大家的回答基本相似。

熊向晖却回答道:“来革命。”

胡宗南半笑着问:“怎样才算革命?”

熊向晖答道:“中山先生最初提出革命任务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虏’就是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胡宗南早已注意到这位18岁的清华大学生,亲自面试后发现果然谈吐不凡。随后单独召见了熊向晖,两人交谈甚欢,得知熊父正在武昌任职后,当即表示要约其吃饭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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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宗南与熊父用餐之际,熊向晖来到了驻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汇报,董必武接待了他,向他解释:虽然现在国共合作形势较好,但最终老蒋和胡宗南的态度却难以预料,为了未雨绸缪,只能先着手下闲棋,布冷子。

熊向晖跟随服务团来到胡宗南的17军团团部所在地凤翔县,不久胡宗南将其送去位于西安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7分校学习军事,熊向晖参加的这一期培训属于黄埔第15期,学制1年。

胡宗南对熊向晖可谓照顾有加。1938年,武汉沦陷,熊父失业,全家搬到四川江津逃难。熊父本打算用积蓄的一点金银首饰去换点生活费,银行吓唬他说他私藏黄金,违反法令。老爷子吓得钱也没敢要就跑了,家里就靠三姐在武汉大学(已内迁)教书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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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没钱供四姐读书,胡宗南听说熊家困难以后,主动把她安排到战干4团女生队受训,毕业后留在战干4团政治部工作。熊向晖有一个哥哥在重庆中央大学上法律系,还有一年才毕业。胡宗南叫人安排其去重庆办事处挂任秘书。以后,熊父母搬到西安安家,胡宗南当场批特支费6000元,当时一个少校的月工资才120元。

当然,胡宗南这一切都是跟蒋校长学的笼络人心的手段,一方面胡宗南确实是个惜才的人,另一方面也说明熊向晖足够优秀,能获得胡宗南认可。

1938年冬,熊向晖在第7分校受训结束,到胡宗南的侍卫排当了一个月排长。有一次胡宗南出访随身只带了两名随从,中途在一个村庄夜宿。熊向晖独自通宵警戒,胡大为感动,回西安后不久便任命他担任自己的侍卫副官、机要秘书。

熊向晖职责便是帮助胡宗南处理日常事务,包括公务和生活。据熊向晖回忆,胡宗南生活上并不太讲究,因为一直没成家,经常一个人吃饭,一般两菜一汤,一荤一素。早饭喝稀粥,中午、晚上吃米饭。不吸烟、不喝茶,有应酬才会喝酒。一般都着军装,没有特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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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最看重的可能就是熊向晖的文笔。熊上任第一天,正赶上战干4团河防大队结业,胡宗南要在结业典礼上讲话。早上,胡宗南一边吃早餐一边看秘书写的讲话稿,觉得不满意,让熊向晖重新写一份,此时离典礼开始只有不到半小时时间。

熊向晖对胡宗南的喜好有精准的把握,他喜欢那种口号式、标语式,有激情,有感染力的语言。熊只用了15分钟就写好了讲稿,胡宗南看后非常满意。此后,胡宗南许多文稿和信件都交由他来写。

据熊向晖长时间观察,在抗日这个问题上胡宗南态度是非常坚决的,曾多次向他提到1933年的长城抗战。当时胡率领第1师驻甘肃天水,而他黄埔同期同学黄杰率第2师参加长城抗战,让胡羡慕不已。后来胡多次电呈蒋校长请求参战。蒋复电说:“驻防陇南,防‘匪’北窜,其重要不下于长城抗日,暂勿东开。”后来黄杰获得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使胡宗南不胜惆怅。

1936年9月,周恩来曾给胡写信了一封亲笔信,其中有一句:“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为民族英雄为憾。”直接戳中了胡宗南的内心,这封信后来他一直珍藏在身边,并且还拿出来给熊向晖看过。胡宗南私底下对延安有不少正面评价,认为比国民党管理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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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熊向晖也曾对胡抱有过幻想,但他表现出的反动态度跟抗日一样坚决。

到了胡宗南部以后,熊向晖便与组织失去联系,内心非常着急,不过董老早有交代,不要急于找组织,甘于做“闲棋冷子”。直到1939年12月,组织派来人找到了熊向晖,这期间国共关系总体比较稳固,胡宗南方面尚未表现出敌意,因此组织并未交待具体任务,只是向他讲解政策和局势。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共关系恶化,组织需要了解国民党动向,尤其是担心胡宗南进攻延安。组织派来了专门联络员王石坚,熊向晖也开始发挥作用。他通过胡宗南的行程分析,其暂时没有进攻延安计划,因为部队均未调动,且通过试探,胡亲口说:“现在还不敢动,不能动。要准备动。”

熊向晖获取的情报包括胡宗南个人思想和动向,部队布防、编制和装备情况,国民党高层与胡宗南的往来情况。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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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二战局势开始发生转变。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同盟国开始转入反攻。在太平洋战场,日军也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中国战场,八路军和国军都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不过此时,德国仍然有相当大的威胁,苏联为了争取西方国家支持,于当年5月解散了共产国际。表面上看,中国共产党像断了奶的孩子。

蒋介石借机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扬言要在年内解决内政问题。同时秘密向胡宗南下达了《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命令胡宗南进行相关部署。6月份,胡宗南动作频繁,不断调动部队,计划以5个军的兵力,多面夹击,偷袭延安,快速结束战争,称之为“闪击延安”。

这一切当然逃不过熊向晖的眼睛,他于7月初通过秘密渠道把消息传递到了延安,延安得知这一计划后,不禁为之一惊。当时陕甘宁边区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359旅,而且连年开荒,战斗力下降。如果胡宗南采取偷袭策略,延安首脑机关等相当危险。为此,朱总司令决定先发制人,一面明电警告胡宗南,一面在广播、报纸上大力宣传,表示我军早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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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见计划暴露,分析延安已有准备,攻取不易;且日军也知道军队调动情况有可能趁机来攻;不顾舆论继续打的话必然会引起盟友批评,对老蒋不利。于是只能草草结束了“闪击延安”计划,于7月11日复电朱德,声明无意进攻。熊向晖的情报为粉碎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主席大赞其能顶几个师。

同时他也意识到,可能内部有人泄密了。直接问送来电报的熊向晖:“是谁泄的密?”

熊向晖已有心理准备,回答道:“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

胡宗南又单独叫来了特务头子刘大军询问。不过他显然没有怀疑熊向晖,当晚照例让其参加了军事会议。由于涉及面太广,这个调查到最终也没有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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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以后,胡宗南晋升上将,他非常高兴,决定兑现当初的承诺,保送熊向晖到美国留学。熊向晖暂时离开了胡宗南部,将家人安顿到南京,并经组织批准,准备办理赴美留学手续,最终赴美行程定于1947年3月。原本船票已经订好,胡宗南却安排人找到他,让他推迟赴美行程,再赴西安担任机要秘书,等打完延安再走。

3月2日,熊向晖到胡宗南在南京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递给他一个公文包,要他反锁房门,根据包内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包里有两份绝密文件:一件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件是陕北兵力配置情况。

第二天,熊向晖随胡宗南乘专机飞回西安,熊立即找到西安的联络员王石坚,将相关情报汇报。3月10日,胡宗南召集各部开会,下达作战命令,决定于13日佛晓发起进攻。此时,胡宗南部配备的最新侦测无线电台位置的设备,也已经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密集,判断中国总部在此,并在继续侦测判明具体位置。

情况十分危急,但此时熊向晖已经无法直接外出去找联络员。情急之下,他决定违反工作规定,冒险找信得过的第三方转交。他用普通信封装好情报,上面写明帮转联络员王石坚代名,再另写一封信给旧友潘裕然交代,并用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密封,由相熟的部队机要交通员送达潘裕然处。这其中环节较多,但凡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都有可能让熊向晖掉脑袋,但这也是他唯一能采取的办法。好在,最后情报安全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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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延安,当时敌我力量悬殊,胡宗南用于进攻的兵力多达25万人,外加94架飞机配合,而我军只有2万多人兵力,党中央果断决定放弃延安。在撤离之前,毛主席曾作过动员报告,他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失,存地失人,人地皆存。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部攻占了延安,但是扑了个空。随后,胡宗南亲自到延安,参观了毛、周、朱的原住所,在枣园毛住过的窑洞桌子抽屉里,发现一张毛留下的纸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胡宗南看完后哈哈大笑,这也是熊向晖最后一次看到他大笑。5月20日,胡宗南对熊向晖说,这里没什么事了,你去美国吧。

从1937年12月到胡宗南身边工作,至1947年5月底离开,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潜伏了10年,始终深受其信任,没有暴露身份。当然,这期间也面临非常复杂的情况,能自己应付过去的都不算大事,但其中有两次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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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1946年5月,针对胡宗南准备偷袭延安的情况,电报中无法详细说清,周恩来决定利用到南京谈判的机会亲自找熊向晖面谈,他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了熊的地址,并在后面写了一个熊字。但在乘坐美国派驻的调停代表马歇尔的专机飞往南京时,不慎将记事本遗落在飞机上。

周见到熊向晖后,坦诚自己没有注意保密规定,犯了错误,已经向中央打报告,做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同时他分析,马歇尔不太可能将该信息提供给老蒋,因为这样有违他作为调停者的中立立场,给调停工作带来麻烦。万一,他要转交给老蒋的话,按照军统的作风,从发现目标到抓捕,通常不会超过半个月。所以,要熊向晖先躲起来,先观察情况,等半个月后再行动。

这一点让熊向晖十分感动,这件事只有周一人知道,但他却毫不避责,主动承担责任,作为他这样高级别的领袖,完全没必要向一个小情报员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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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件事情我能应付,万一出了问题也没什么,从加入组织的第一天,我就宣誓准备随时牺牲。”

周庄重地说:“每个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但组织不应该让大家平白牺牲。一定要尽力挽救,不能一误再误。”

事后证明,周的判断完全正确,马歇尔并没有把那个笔记本上的内容透露给老蒋。

一次是熊向晖到美国留学不久。1947年9月底,西安联络员王石坚因为电台被侦查到,后被军统逮捕,并供出了自己掌握的情况系统。熊向晖在西安住所中的全部衣物、信封、信笺全被搜走,很显然此时熊向晖的身份已经暴露。

虽然远在美国,但以他潜伏的时间之长,获取的情报之重要,必然难逃追杀。以当时国民党跟美国的关系,只要高层一个电话就可以将其引渡回国。不过,胡宗南并没有这么做,甚至没有惊扰熊向晖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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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军统特务沈醉所写的《军统内幕》一书披露,胡宗南跟军统高层关系匪浅,与戴笠是结拜兄弟,与郑介民和毛人凤等人关系也相当密切。毛人凤得知熊向晖的情况后,第一时间告知了胡宗南。胡宗南听后非常吃惊,要求涉及到自己部下的事全部交给他处理,千万不能告诉老蒋。

胡宗南为包庇熊向晖呢?

一方面,胡宗南是一个非常好面子的人,作为一方大员,长期以黄埔领袖自居,江湖地位很高。而自己身边潜伏进来敌人长达10年,却没被发现,还保送他去美国留学,这要是传出去,他也没脸面混下去了。

另一方面,报上去只会对自己有害而无利。胡宗南跟随老蒋数十年,深受信任,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地位。如果事情捅出去,老蒋肯定会怪罪下来。即使老蒋不怪罪,一向跟自己有矛盾的陈诚等人恐怕也会借机发难。

熊向晖已经远走美国,要引渡势必会惊动外交系统和高层,到时也包不住秘密。权衡之下,也就不再追究。


熊向晖:潜伏胡宗南身边,获偷袭延安密报,身

1949年7月,熊向晖从美国学成归国。当年11月,周恩来在接见张治中等客人时公开了熊向晖的身份。张治中好奇地问:“熊老弟,怎么你也起义了?”周笑着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众人不解,周指着熊向晖说:“他1936年就入党了,是奉命去帮助胡宗南抗日的。”

建国后,熊向晖曾到外交部、总参谋部等多个重要部门任职。熊向晖传奇的一生,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我们铭记。在革命岁月里,像他这样的地下情报工作者还有很多,熊向晖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被淹没在滚滚的历史浪潮中,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恰恰是这些我们不知道姓名的的前辈,构成了那个年代不可阻挡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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