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再生变？日本政府扬言可在钓鱼岛问题

李若愚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

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大流行以来，抗击疫情成为了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东亚地区，面对着病毒这个共同的敌人，“携手抗疫”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地区的主旋律。因此，东亚安全格局在近一年来经历了一段相对平静的岁月。

然而2月25日，日本媒体曝出的一条新闻却给“携手抗疫”的主旋律掺入了杂音。根据日媒的报道，日本政府当日在自民党国防小组与安全保障调查会联席会议上声称：“若有外国船只的船员试图强行登陆‘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海上保安厅可以使用武器进行‘危害射击’予以阻止。”这里有必要简单地解释一下日方所谓的“危害射击”。在日语中，“危害射击”是与“警告射击”相对的提法。换言之，“危害射击”就意味着意图对被射击的目标造成伤害，是一种带有攻击性的武力行为。

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中，日本政府这种前所未有的表态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是，也正因为日方的这一表态异乎寻常，我们就更有必要对其出台的时机进行思考。

就中日关系的大局而言，从安倍执政后期开始，中日关系实际上正处于回暖的轨道上。疫情期间临危受命的菅义伟内阁由于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应对日本国内疫情上，在外交路线上并未做出重大的路线调整。不过，在总体向好的大潮中并非没有逆流。围绕钓鱼岛问题，日方就常有一些“小动作”。比如，宣扬“钓鱼岛属于日本的”日本领土·主权展示馆新馆就在2020年1月开馆。

实际上根据笔者的长期观察，日本在2月底关于钓鱼岛问题又出“怪论”并非没有预兆。1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部分惯于“自作多情”地认为“中方的一切行为都是针对日本”的人士，自然又给《海警法》安上了一顶“危害日本”的帽子，因而动作频频。其实中方早已注意到了这一动向，并通过2月3日举行的第十二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对包括《海警法》在内的相关情况对日方做出了详尽而耐心的解释。可惜日本政坛的少壮派们并没有把这些话听到心里，于是他们忙不迭地向美国寻求支持。日方之所以在2月25日抛出“对强行登陆钓鱼岛的外国公务船使用武器”的言论，或许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2月23日给日本打的“兴奋剂”不无关系。约翰·柯比当日宣称“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支持日本”，一度令日本政坛无比兴奋。然而这支“兴奋剂”的药效却并不长久。约翰·柯比在日方抛出“使用武器论”的第二天，也就是2月26日，就纠正了自己之前的“口误”，承认“美国对钓鱼岛主权的政策没有改变”，并为自己的发言道歉。这就令刚刚豪情万丈的日方有些尴尬。

另外，“怪论”冒头与菅义伟内阁的近况也不无关联。由于在企业担任要职的长子陷入违规宴请国家公职人员的“招待门”，菅义伟近来饱受批判。而被认为在背后为菅义伟内阁诞生做了大量工作的自民党党内元老，同时也是“对华稳健派”的二阶俊博受到奥组委前主席森喜朗歧视女性风波的波及，对于自民党内青壮派的制约力有所削弱，菅义伟首相也不得不更多地倾听他们的声音。这次作为“使用武器论”发表舞台的自民党国防小组就是青壮派的重要阵地，其组长大冢拓便是颇具代表性的青壮派国会议员。但由于尚有诸多限制，这些激进言论并不会在短期内就转化为直接的冲突。

其实近年来中日关系之所以能稳步回暖，其原因之一就是双方围绕钓鱼岛问题已经达成的共识：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这也就是2014年11月7日中日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中的第三点。然而现在日方祭出的“使用武器论”，不正是共识中力求避免发生的“不测事态”吗？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此，中方也一直很珍视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才会不厌其烦地在3月1日再次呼吁“日方切实恪守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精神，停止可能导致钓鱼岛局势复杂化的危险言行。”一边是随时可能变为“口误”的“甜蜜糖果”，一边是则是语重心长的“苦口良药”。是屈从于一时的口腹之欲，还是基于理性做出最有利于长远的选择，我想对于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来说，应该并非一道难题。（责任编辑：乐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