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乡村调研：疫情之下 农村那些被延长的牌桌

笔者的家乡在黄石市，截至2月4日24时，黄石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509例，防疫形势异常严峻。然而，据笔者对村庄的观察和调研看，村民还仍然不够重视，聚众打牌一直没有停止过，总体是一种放松和观望的状态。

大年三十晚上，在鞭炮声、麻将声、谈笑声中，我从闺蜜群中接收到大年初一早上八点封村的“小道消息”，在追溯消息来源、确认消息的准确性之后，家里首先进入紧张状态。

以往过年，村里最受欢迎的群体活动就是打牌了，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三，家家户户都有人熬夜打牌，平时反对打牌的家人此时也闭口不谈，反正尽全力放松就对了，打牌有了区域范围内的合法性。牌友们聚集在哪家，哪家就要为他们提供暖气、零食、茶水等周到的服务，反正热热闹闹、和和美美就对了。一般过了大年初三，打牌浪潮就会慢慢平息，大家从节日的欢庆逐步回归到日常的平静，重新过上规律的生活。

因为疫情封村之后，村里人不仅没有放弃聚众打牌，反倒更加迷恋打牌，春节期间的乡村牌桌文化明显被延长。

今年春节，封村之后，村里人打牌的风气并没有在大年初三以后平息下去，而是一直延续，如果说封村前期打牌主要是为了休闲和社交，那么一个多星期以后，村民打牌主要是出于打发时间的需要。

封村之后，没办法走亲访友、请客办酒，甚至因为村里武汉返乡人员较多，很多串门活动也被终止了，连牌友都被局限在知根知底的“安全”范围内。“无聊”成为盘旋在村庄的通病，找点什么事情做，成为村民的普遍需求。孩子和妇女们还好点，孩子被要求写作业，有很多玩乐方式，妇女每天都有各种家务，最难受的就是成年男性，他们好像只有睡觉、打牌、吃饭三件事，打完这种牌，再打那种牌，和这几个人打完牌，再和那几个人打牌，饭桌上聊的也大多是牌局。

在疫情面前，除了关注紧急时刻如何打赢防疫战，还需要关注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其中流通暂停社会下的休闲方式和文化建设是很重要的议题，因为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不可能停摆，长时间无法得到满足，长时间百无聊赖，就会产生基层治理难题，最终影响到乡村疫情的防控力度。

村里打牌之风盛行，并不意味着缺少治理，只是治理效果不佳。村庄道路两旁隔几十米就张贴着“疫情严重，严禁办酒、严禁聚众赌博，违者严惩”的告示，并且村干部在村民之间安排了不少积极分子作为“眼线”，用于提供抓赌、禁赌相关情报。

封村的前两天，一方面是大家精神紧张，对疫情关注程度比较高，另一方面是天气不好，村民大多居家不出，就算打牌也是局限在自己家里。但是从大年初三开始，天气逐渐好转，村里人开始感受到隔离在家的无聊，逐渐打开家门，聚众打牌，不仅一般群众参与打牌，连安排好的“积极分子”也参与其中，甚至带头打牌，他们表示，“只要不在大马路两边打牌，不把钱大把大把地放在桌上，就算不上是赌博，又不让出门，除了打牌还能干什么呢？总不能坐着发霉吧，成天这么坐着，迟早要坐出毛病。”所以，从大年初三开始，村里人打牌之风又再次回暖，这几天已经呈现蔓延趋势，11岁的侄女今天早上甚至问，“我看到大家都在外面玩，也不戴口罩了，那个传染病是不是已经好了？”

村里人打牌的种类特别丰富，有各地通行的斗地主、打麻将、“510K”、炸金花，也有独具区域特色的抓乌龟、升级等。赌资有大有小，并且与牌友群体高度相关，小孩子玩斗地主，输了的被刮鼻子、画花脸；中老年妇女打牌没有赌注，纯粹为消磨下午的时间；中老年男性和多数年轻人打牌输赢一次5元、10元，一天输赢最高500元左右；少数年轻人和有钱人打牌一天输赢几千上万元，这几天输得最惨的有两个人，一个输掉了十几万元，将刚买的新车抵押给别人，一个输掉了20多万元，将县城的房子输了，导致老婆跟他闹离婚，这两个人因此成为全村的笑柄。

总体来看，除了个别“赌棍”之外，村里人打牌大多比较理性。据我观察，大部分村民打牌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休闲的需求。春节期间工厂放假、农地休耕，村里人进入了一年到头难得的清闲时光，是集中休闲、集中放松的时候，村民纷纷将平时的繁忙搁下，全身心投入到闲暇之中。但与城里人利用假期旅游、体验生活、组织聚餐等不同，村民对休闲的要求是“高性价比”，也就是花尽可能少的钱，体验尽可能好玩的活动，甚至是比较刺激的游戏，打牌就变成了最直接、最简便、最合适的群体活动，能够较好满足村里人对休闲的需求。为了追求“更好玩”和“更刺激”，打牌的方式和种类逐渐向短频快转变，输赢速度越来越快，输赢额度越来越高。

第二，是社交的方式。春节期间，平时外出打工的家人亲戚、同学朋友全部回到村里，为村里人重新巩固社交网络提供了契机，但是因为长时间缺少面对面、脸对脸的交流，同时共同信息的缺乏、交往圈重合程度低，就算是以前无话不说的发小，也很难在串门的时候重新获得厚重的情感体验，聊着聊着双方就陷入沉默，为了避免尴尬，客人就只好随便找个理由离开了。总之，打工经济带来村庄社会交往的浅层次化和表面化，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交往。为了加深交往，客人来到家里，主人陪客人边打牌边聊天就成为表达好客之情的重要方式，在牌桌上，主客之间天南海北地聊着，还能充分保证时间。其次，打牌还成为春节期间参与村庄社会交往的基本方式，商店门口、火炉边、池塘边，最受欢迎的话题就是昨天哪几个人打牌输赢多少，打到多晚，其中最精彩的几局是什么情况，如果不懂打牌，就很难参与到大家的聊天之中，打牌、看牌、聊牌是村里人感受春节喜庆社会氛围的基本方式。

第三，是打发时间的方式。村民平时忙惯了、跑惯了，突然长时间地闲下来，相当一部分人会感觉无所事事，不知道怎么安排时间，晚上和上午还好点，可以多睡会儿，尤其是下午的时间，特别难打发。打牌好玩又刺激，游戏过程很容易沉迷，时间特别好打发。村民打牌具有明显节奏，上午打牌的不多，11点左右吃过早午饭，村里没事做的男性基本都约起来了，到了下午三点左右，妇女们忙完了家务，也陆续约起来了，下午五点左右，妇女们先下场做晚饭，晚饭时间所有牌桌暂停，吃过晚饭，大多数男性重新约起来，有的年轻妇女晚上也约牌，中老年妇女晚上基本不打牌，要照顾孩子们洗漱睡觉。总体来看，村里大多数人参与到打牌之中，但是日常生活并没有被打乱。

笔者认为，针对聚众打牌等乡村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应该从三个方面加强治理：

首先，加强宣传力度，从意识上做文章。将疫情的严重程度和防控知识在村庄范围内广泛宣传，光靠少数年轻人的劝说，能够发挥的作用实在有限，中老年人要真正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和紧急性。我们村的宣传力度十分不足，虽然我们自然村位于行政村的中心地带，但没有任何一个村组干部上门做工作；村庄中捕捉到的与疫情相关的信息只有红纸贴出来的告示、村口值守封村的干部、村委会喇叭发出的时隐时现的宣传广播；我们全家有三个人从武汉返乡，但是没有收到任何有针对性的防疫信息。

其次，加强组织力度，将意识较强、有公益心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到疫情防控之中。特殊时期，光靠几个村组干部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对那些基层组织较为薄弱的村庄，四五个村干部把守多个路口就已经捉襟见肘了，更何况还要负责信息上报、物资流通、疫情宣传等工作，此外还有不少常规工作，所以，没有村干部上门宣传也在情理之中，至于抓赌、禁赌就更没有时间了。针对此种情况，村级组织可以在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临时工作队”，将村里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开展巡逻活动，从而保证公权力的村庄在场，不仅可以加强宣传效果，还能实现相关疫情的“微自治”。

最后，提供必要且健康的文化产品。村民聚众打牌，说到底是因为“无聊”，是因为无所事事，时间不好打发，不然谁也不会心存侥幸。所以，在技术和医学层面加强疫情防控力度的同时，还要积极关注村民的休闲娱乐方式，在精神文化领域实现公共引导和有效供给，防止由“文化病”间接导致的“传染病”。

（作者黄丽芬系武汉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