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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乡村调研:疫情之下 农村那些被延长的牌桌

笔者的家乡在黄石市,截至2月4日24时,黄石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509例,防疫形势异常严峻。然而,据笔者对村庄的观察和调研看,村民还仍然不够重视,聚众打牌一直没有停止过,总体是一种放松和观望的状态。

大年三十晚上,在鞭炮声、麻将声、谈笑声中,我从闺蜜群中接收到大年初一早上八点封村的“小道消息”,在追溯消息来源、确认消息的准确性之后,家里首先进入紧张状态。

以往过年,村里最受欢迎的群体活动就是打牌了,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三,家家户户都有人熬夜打牌,平时反对打牌的家人此时也闭口不谈,反正尽全力放松就对了,打牌有了区域范围内的合法性。牌友们聚集在哪家,哪家就要为他们提供暖气、零食、茶水等周到的服务,反正热热闹闹、和和美美就对了。一般过了大年初三,打牌浪潮就会慢慢平息,大家从节日的欢庆逐步回归到日常的平静,重新过上规律的生活。

因为疫情封村之后,村里人不仅没有放弃聚众打牌,反倒更加迷恋打牌,春节期间的乡村牌桌文化明显被延长。

今年春节,封村之后,村里人打牌的风气并没有在大年初三以后平息下去,而是一直延续,如果说封村前期打牌主要是为了休闲和社交,那么一个多星期以后,村民打牌主要是出于打发时间的需要。

封村之后,没办法走亲访友、请客办酒,甚至因为村里武汉返乡人员较多,很多串门活动也被终止了,连牌友都被局限在知根知底的“安全”范围内。“无聊”成为盘旋在村庄的通病,找点什么事情做,成为村民的普遍需求。孩子和妇女们还好点,孩子被要求写作业,有很多玩乐方式,妇女每天都有各种家务,最难受的就是成年男性,他们好像只有睡觉、打牌、吃饭三件事,打完这种牌,再打那种牌,和这几个人打完牌,再和那几个人打牌,饭桌上聊的也大多是牌局。

在疫情面前,除了关注紧急时刻如何打赢防疫战,还需要关注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其中流通暂停社会下的休闲方式和文化建设是很重要的议题,因为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不可能停摆,长时间无法得到满足,长时间百无聊赖,就会产生基层治理难题,最终影响到乡村疫情的防控力度。

村里打牌之风盛行,并不意味着缺少治理,只是治理效果不佳。村庄道路两旁隔几十米就张贴着“疫情严重,严禁办酒、严禁聚众赌博,违者严惩”的告示,并且村干部在村民之间安排了不少积极分子作为“眼线”,用于提供抓赌、禁赌相关情报。

封村的前两天,一方面是大家精神紧张,对疫情关注程度比较高,另一方面是天气不好,村民大多居家不出,就算打牌也是局限在自己家里。但是从大年初三开始,天气逐渐好转,村里人开始感受到隔离在家的无聊,逐渐打开家门,聚众打牌,不仅一般群众参与打牌,连安排好的“积极分子”也参与其中,甚至带头打牌,他们表示,“只要不在大马路两边打牌,不把钱大把大把地放在桌上,就算不上是赌博,又不让出门,除了打牌还能干什么呢?总不能坐着发霉吧,成天这么坐着,迟早要坐出毛病。”所以,从大年初三开始,村里人打牌之风又再次回暖,这几天已经呈现蔓延趋势,11岁的侄女今天早上甚至问,“我看到大家都在外面玩,也不戴口罩了,那个传染病是不是已经好了?”

村里人打牌的种类特别丰富,有各地通行的斗地主、打麻将、“510K”、炸金花,也有独具区域特色的抓乌龟、升级等。赌资有大有小,并且与牌友群体高度相关,小孩子玩斗地主,输了的被刮鼻子、画花脸;中老年妇女打牌没有赌注,纯粹为消磨下午的时间;中老年男性和多数年轻人打牌输赢一次5元、10元,一天输赢最高500元左右;少数年轻人和有钱人打牌一天输赢几千上万元,这几天输得最惨的有两个人,一个输掉了十几万元,将刚买的新车抵押给别人,一个输掉了20多万元,将县城的房子输了,导致老婆跟他闹离婚,这两个人因此成为全村的笑柄。

总体来看,除了个别“赌棍”之外,村里人打牌大多比较理性。据我观察,大部分村民打牌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休闲的需求。春节期间工厂放假、农地休耕,村里人进入了一年到头难得的清闲时光,是集中休闲、集中放松的时候,村民纷纷将平时的繁忙搁下,全身心投入到闲暇之中。但与城里人利用假期旅游、体验生活、组织聚餐等不同,村民对休闲的要求是“高性价比”,也就是花尽可能少的钱,体验尽可能好玩的活动,甚至是比较刺激的游戏,打牌就变成了最直接、最简便、最合适的群体活动,能够较好满足村里人对休闲的需求。为了追求“更好玩”和“更刺激”,打牌的方式和种类逐渐向短频快转变,输赢速度越来越快,输赢额度越来越高。

第二,是社交的方式。春节期间,平时外出打工的家人亲戚、同学朋友全部回到村里,为村里人重新巩固社交网络提供了契机,但是因为长时间缺少面对面、脸对脸的交流,同时共同信息的缺乏、交往圈重合程度低,就算是以前无话不说的发小,也很难在串门的时候重新获得厚重的情感体验,聊着聊着双方就陷入沉默,为了避免尴尬,客人就只好随便找个理由离开了。总之,打工经济带来村庄社会交往的浅层次化和表面化,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交往。为了加深交往,客人来到家里,主人陪客人边打牌边聊天就成为表达好客之情的重要方式,在牌桌上,主客之间天南海北地聊着,还能充分保证时间。其次,打牌还成为春节期间参与村庄社会交往的基本方式,商店门口、火炉边、池塘边,最受欢迎的话题就是昨天哪几个人打牌输赢多少,打到多晚,其中最精彩的几局是什么情况,如果不懂打牌,就很难参与到大家的聊天之中,打牌、看牌、聊牌是村里人感受春节喜庆社会氛围的基本方式。

第三,是打发时间的方式。村民平时忙惯了、跑惯了,突然长时间地闲下来,相当一部分人会感觉无所事事,不知道怎么安排时间,晚上和上午还好点,可以多睡会儿,尤其是下午的时间,特别难打发。打牌好玩又刺激,游戏过程很容易沉迷,时间特别好打发。村民打牌具有明显节奏,上午打牌的不多,11点左右吃过早午饭,村里没事做的男性基本都约起来了,到了下午三点左右,妇女们忙完了家务,也陆续约起来了,下午五点左右,妇女们先下场做晚饭,晚饭时间所有牌桌暂停,吃过晚饭,大多数男性重新约起来,有的年轻妇女晚上也约牌,中老年妇女晚上基本不打牌,要照顾孩子们洗漱睡觉。总体来看,村里大多数人参与到打牌之中,但是日常生活并没有被打乱。

笔者认为,针对聚众打牌等乡村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应该从三个方面加强治理:

首先,加强宣传力度,从意识上做文章。将疫情的严重程度和防控知识在村庄范围内广泛宣传,光靠少数年轻人的劝说,能够发挥的作用实在有限,中老年人要真正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和紧急性。我们村的宣传力度十分不足,虽然我们自然村位于行政村的中心地带,但没有任何一个村组干部上门做工作;村庄中捕捉到的与疫情相关的信息只有红纸贴出来的告示、村口值守封村的干部、村委会喇叭发出的时隐时现的宣传广播;我们全家有三个人从武汉返乡,但是没有收到任何有针对性的防疫信息。

其次,加强组织力度,将意识较强、有公益心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到疫情防控之中。特殊时期,光靠几个村组干部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对那些基层组织较为薄弱的村庄,四五个村干部把守多个路口就已经捉襟见肘了,更何况还要负责信息上报、物资流通、疫情宣传等工作,此外还有不少常规工作,所以,没有村干部上门宣传也在情理之中,至于抓赌、禁赌就更没有时间了。针对此种情况,村级组织可以在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临时工作队”,将村里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开展巡逻活动,从而保证公权力的村庄在场,不仅可以加强宣传效果,还能实现相关疫情的“微自治”。

最后,提供必要且健康的文化产品。村民聚众打牌,说到底是因为“无聊”,是因为无所事事,时间不好打发,不然谁也不会心存侥幸。所以,在技术和医学层面加强疫情防控力度的同时,还要积极关注村民的休闲娱乐方式,在精神文化领域实现公共引导和有效供给,防止由“文化病”间接导致的“传染病”。

(作者黄丽芬系武汉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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