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医学生的武汉“同学会”

2月29日凌晨两点，武汉市第一医院ICU隔离病房里，护士郑旭旺正在填写患者输液不良反应回报单。3天前下班路过ICU时，他看到病房里挤满了医生和护士在给一位患者上“人工肺”（ECMO），那是他第一次与如今护理的病人见面。中⻘报·中青网见习记者鲁冲/摄

作者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艺

这几乎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武汉第一医院急诊科医生张宁和其他9位大学同学毕业15年后再“相聚”在同一座城市，竟然是共同为了与一种全新的病毒赛跑。

15年间，张宁和同学分布在全国各地，各自有着不一样的人生轨迹，就连同学群很多时候也是寂静的。

20年前，他们是第四军医大学（现名空军军医大学）刚刚入学的少年，张华大队是他们共同的名字。

现在，他们成为中国医生的中流砥柱。他们从西安、长春、南京、新疆等地顶上来，承担起感控、重症、耗材、急诊各类工作。既要治病救人，也要保护医生，他们同在一线，但他们又是如此不同。

“武汉的同学有些挺不住了”

新型肺炎病毒的突袭，一开始让医护人员都有些措手不及。

急诊室首当其冲。早期，不寻常的发热症状已经在武汉的急诊圈传开。张宁的同学之一方庆，就职于一家位于武昌区的医院，是急诊科的主治医师。1月2号，医院就加派人手到发热门诊，并开始对医护人员开展相关培训。

1月25日，在收到武汉第七医院的求助函，方庆带着7位医生、15名护士，去支援第七医院一个收治了48名病人的病区。由于人手不足，除了一位重症科、一位呼吸科的医生外，来的多是内科、外科医生，其中的心内科医生石金虎正是方庆的大学同学。

方庆是病区主任，第一个任务是要让无序的医疗流程恢复有序。每个病人具体到第几天做哪些事情，要查哪些指标，病情到哪个地步，要上哪些药？还得方庆一个个地来盯。

年龄最小的护士只有23岁，有的护士个头跟氧气罐差不多高，一天要运两三罐氧气，4小时一趟。一只氧气罐装满的状态有200多斤，39岁的方庆也扛不动，只能一点点滚着，从门口送到病人身边。

病情最凶的时候，7个危重病人要同时上插管、呼吸机。可是设备不够，氧气不够。

这样的情况让很多大夫都特别难受，原本医生可以借助现代医学的仪器设备帮助病人渡过难关，但物资短缺时，真的无能为力。

一个普通的医院，一般透析设备也就几十台，不会超过百台。但最开始那几天，需求量动不动就要上千。“突然增多的重症病人一下子把医院搞瘫痪了”，方庆回忆。

2月29日凌晨1点半，武汉市第一医院缓冲区内，医护人员在穿防护服。中⻘报·中青网见习记者鲁冲/摄

与方庆的焦虑不同，张宁从西安来支援的同学许朝晖担心的是，许多普通医院的病区也不符合传染病三区两通道的要求。这位长期在感染控制科工作的大夫说，房子没办法推倒重来，很多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划区改造比新建医院还要困难。

他所支援的武昌医院就困难重重。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在清洁区可以脱掉口罩，吃东西喝水，但是武昌医院原有的通道和缓冲间混得太近了。脱衣间只有三四平米，出来的医生多，有的脱到最后一件了，有的刚开始脱，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武昌医院花了两天时间来重新划分黄区（缓冲区）和红区（隔离区）。这家医院的问题不止在结构上，院长刘智明的感染对该院医护的士气打击也很大。来支援的大夫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先顶上去，让这家医院的同行们缓一缓。

出发前，毕业后一直在长春工作的刘野向武汉的同学了解到的情况是，一线的医护人员快挺不住了。

初期留不住患者时，真的很无力

作为张宁的同学，从长春来支援的刘野是一名重症科的大夫，他主管的病人老李是驰援医院第一位用上ECMO的患者。

一次ECMO就是几十万的成本，非常昂贵，并不是普通医疗可以享受到的治疗。ECMO原本用于心脏移植的病人，维持生命体征。现在重症新冠肺炎最后也导致心肺功能衰竭，因此在医生看来，ECMO应该是有用的。

上ECMO的第二天，老李的指标还都很好。但后来心脏出了问题，虽然血氧提上去了，心脏却一直不行，最后还是没有抢救过来。这让医生们措手不及，“他用了八九天慢慢好起来，离去的过程却那么快。”

老李在重症病房待了13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夫相信他可以活下去，甚至还畅想老李转去普通病房、最后出院的场景。

张宁听说，老李去世两天后，刘野接到老李女儿的来电，想知道老李最后离开的情形。

那个晚上，刘野在电话里默默听着哭声。他告诉老李的女儿，老爷子走的时候挺平静的，他是在昏迷当中离开的，应该感觉不到痛苦。

老李的女儿说，谢谢你，谢谢你们。

“你想象不到，你父亲没了之后，作为一个医生我有多难过。我管你爸13天，我原以为老李会成为我管好的一个样本，但是没想到上ECMO之后是这样的，居然没有。” 和同学们提起这段时，刘野也哽咽了。

医生之间偶尔交流着这些无奈。有一阵子，尽管新增人数少了，但还有一部分病人病情在恶化。医生们常常要面对的是，“白班看着这个人还跟我打招呼，第二天夜班接班时，患者就不在了”“ 防护服还没脱完，病人的心跳停了，没有任何征兆，也不给他机会”。

在一般的病程中，病重后会经历昏迷，心脏、血压指标恶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新冠肺炎不是。从情况不好到抢救只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抢救前病人还跟大夫有说有唠的，过不来的就没了。

如果见证了一个病人从生到死，就会知道深刻理解这个病的凶险在哪，抢救点在哪？要在什么时间提前做哪些应对，知道什么时候他开始往下滑，需要伸手拉他一把。

虽然经验多了，前来支援的医生们有时仍然无法避免绝望。刘野曾跟另一位主任医生说过，“很多病人在我手里想死都难，我能保证做到这种程度。”但开始那个阶段看着现在接手的病人一个接一个离去，刘野感觉自己的能力没用上，这么多年的技术在这个病面前好像施展不开。

2月29日凌晨，武汉市第一医院负压ICU隔离病房里，护士们给一位昏迷中的新冠肺炎病人翻身，避免长时间不动身体形成压疮。中⻘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李强/摄

保平安，庆余年

除了救命，医生也要关照病人的心理。

长期居住在武汉的同学告诉前来支援的老同学们，当地人有个特点，轴。一位50多岁的阿姨让刘野感受到了这种“轴”。她是刘野收治的第一批患者，一开始对医院的条件并不满意，晚上还能听到正在施工的声音。刚见面，她一下子甩给医生一连串的问题：我什么时候能见家人？我的病什么时候能好？你们这是什么医院？怎么是这样的？你们能给我用什么药？

“说到底还是担心治疗得不到保障。”解释了半天才让阿姨打消顾虑。刘野告诉这位阿姨，前来支援的每一位医生在当地能独当一面的，有的平时都一号难求，现在专门来治疗，大家不用担心。现在你前面的治疗已经挺好的了，后续咱们就按部就班地治就行。九十九步都过来了，就差最后一哆嗦了。

医生首先要给病人信心。方庆说，之前可能更多的任务是救命，现在既要提高治愈率，也要关注病人的情绪。

不久前，武汉第七医院的48位病人收到了一份暖心早餐，护士亲手熬制的小米粥。

原来，病毒感染会引起口腔继发性感染，很多病人患上口角炎、唇炎、溃疡、口角疱疹，到了病程中期，吃不下盒饭，喉咙也痛。一次查房时，有护士发现患者周爹爹默默流泪，情绪低落。询问后才知道，患者肠胃不佳，胃口差、频频恶心呕吐。周爹爹说，自己隔离治疗，家人不在身边，不太习惯医院的饮食，就想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粥。

这个病区是平均年龄65岁的老人，“你想，发烧的时候喝口热粥该是多么舒服的一件事。”可是如果在医院食堂里煮，送到病人手里都凉了，而且当时后勤力量确实不足。方庆跟护士长提议，在病房里煮些小米粥，让他们随时都能喝到。于是，负责物资配送的人从家里带来一个电饭煲，再加上爱心人士捐赠的小米，就这样，热乎乎的粥送到了病人嘴边。病人吃得下饭，也就慢慢挨过来了。

因为居家感染的多，病区里还有5对夫妻，都是六七十岁的婆婆爹爹。情人节的时候，方庆想了点子，给爹爹准备了鲜花，让他们送给老婆。平时很少表达爱意的老人也玩了一把浪漫，有位老爷子录了视频说，“等我出院了，老婆我一定带你去欧洲，我们从上海坐轮船去日本看樱花。”

“病房隔绝的是病毒，不隔绝爱。”两位病人同一天过生日，医生护士们纷纷送贺卡、画画、写诗。方庆写了一句：保平安，庆余年。

对重症病人来说，插管、上呼吸机、进入ICU是一段恐怖的记忆，如果病人的心智不够强大，即便出院，也会在心里留下很大创伤。方庆说，我们想让病房变得不那么沉闷，灾难永远都是一时的，但人还是要活一辈子。

2月29日凌晨，武汉市第一医院负压ICU隔离病房里，一位进行了气管插管的新冠肺炎病人，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昏迷状态。为了防止管道压在病人身上，护士用手套吹了一个气球，放在病人枕边，预防压疮。为了调节气氛，气球上画了一张笑脸，写着“加油”二字。中⻘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李强/摄

一个不少地安全回去

最靠近危险的医生背后也有一道堤坝，在医院负责感染控制的许朝晖就是他们的保护者之一。

从老家回到单位，再到支援武汉，不到24个小时，他辗转三地。

1月24日，许朝晖还在安徽庐江县老家，5个月前，父亲做了食管癌切除手术，他打算今年陪父母在家过年。凌晨三点多，许朝晖接到了单位电话，武汉需要支援。

常年做感染控制的许朝晖心里明白，疾病的传染性非常强，还有一定的死亡率。过年期间封城这种事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挂断电话，他立马订了合肥飞往西安的机票。尽管平时一年才能和儿子见一面，73岁的父亲也支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儿子能被国家用得上，也挺欣慰的。”临行前，父亲叮嘱他，保护好自己，给国家做贡献的时候一定不能怂。

许朝晖还在飞机上，另一头，妻子在西安已经给他准备好了行囊，换洗衣服、日用品、脸盆，收拾完毕开车到机场等他。

中午11点多飞抵西安，没来得及回家看两个孩子，许朝晖就立刻带着背囊赶往单位。

那晚，单位给大家多做了几个菜，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领导在饭堂给许朝晖和同行的伙伴们送行。妻子让他留点肚子，她偷偷从家里赶来，带了半只鸡，在许朝晖的单人宿舍里，两人也算一起吃了顿年夜饭。

晚上11点58分，医疗队准时到达武汉。空无一人的感觉，让许朝晖一时没回过神，“这个城市真的安静下去了”。但他并没有特别紧张，到了酒店，仍然有服务人员接待，这说明最起码秩序是稳定的。对一名疾控工作者来说，一个地方能否有序运行，指令能否落地十分重要，这意味着，最关键的任务——隔离，可以落实，情况依然可控。

作为最早一批支援武汉的部队医生，他记得 “打胜仗，零感染”是出发前领导的要求，不仅要完成救治任务，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必须一个不少地带回去，二者同等重要。

许朝晖负责后半部分，他要把很多工作做在前头。来武汉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武昌医院的医护培训。他说，个人防护必须严格按照标准流程走，这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团队负责任。过不了关，坚决不能上岗。防护服使用不规范，就反复穿脱练习。

在武汉当地一家医院工作的龚玖瑜听说老同学许朝晖来了，觉得他可能遇到物资困难、吃的不习惯的问题，便主动联系他。许朝晖回复，吃得还行。龚玖瑜怕他客气，就主动点外卖，送去几盒酸奶、泡面顶一顶。

不过，除了忘记带上剃须刀的充电器，许朝晖在生活物资上确实没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没人知道我胡子长了多长。”第二批救援队来时，同事也捎来了他的充电器。

其实，最大的困难还是缺医疗物资。刚到武昌医院时，遮挡喷溅的防护面屏没有了，他们就采购了一批3毫米左右的透明软塑料软桌布，裁成一块一块的，打出一个点，后盖用绳子穿进去，额头接触的地方贴上软泡沫软胶，自制面屏。

在刘野到达援助医院的同一天，许朝晖也结束了武昌医院的改造培训工作，指导一家医院的施工监理，确保每个细节无误：哪些水龙头需要非接触，传递仓的负压怎么做、哪个角度安装紫外线消毒灯最精准、产生的医疗废物如何处理。此外，保证人流、物流和气流正向运作，即进了污染区，就不能再退回到潜在污染区，更不能退回到清洁区。

他要特别注意医护人员疲劳至极“智商掉线”的时候，备好紧急处理箱和详细的操作图示，一有需要，保证第一时间找到应急工具和方法。正因有了感控人员的严格把关，才让直接接触病人的医生有底气说出，“只要做好了三级防护就不怕。”

彼时，负责重症的、感控的、物资的医生同学虽然可能就在一家医院，但谁也不知道距离对方或许只有一墙之隔。

直到2月中旬，刘野在领物资时，意外撞见了15年没见的老同学金鑫。原来，几乎在刘野到达的同时，金鑫也跟随近170人的医疗队从南京赶来，他负责受援助医院的医疗后勤保障。

刚来的第一周，金鑫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今天的耗材、药品用完了，第二天如果不到位，当天的医疗工作可能就要停工。他需要的物资，时常在凌晨一两点时送达，得立刻卸车，装进库房。受援助医院有1000张床位，每天大约有30箱防护服运来，一箱50件，再加上口罩，上万件的物资在这里被快速消化，一个10吨的氧气罐只能保证援助医院的病人一天的用氧量，物资还是紧巴巴。

许久不见，刘野甚至不相信金鑫已满头白发。

2月18日晚，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一辆载满乘客的大巴车从二环路上驶过。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吃着肉夹馍成长的同学去帮“热干面”

没有人主动说自己来了武汉。比如许朝晖，直到有同学看见海报上的照片才知道。一些受援助医院开放医护信息的时候，群里才有了偶遇同学的消息，大家的秘而不宣才被打破，那时一搜罗发现，已有七八个人都在武汉了。

最让龚玖瑜意外的是，自己远在乌鲁木齐的闺蜜也来了。大学时，俩人是亲密无间的室友。来之前，闺蜜问她，武汉现在是什么气候，要带什么衣服？

闺蜜从新疆来支援武汉的一家医院，龚玖瑜说，武汉与乌鲁木齐两地甚至还有时差，真感谢他们千里迢迢来加入战斗。

张宁医生的朋友圈（受访者供图）

在武汉本地的张宁为自己的同学骄傲，毕业后好几次，他邀请同学来家乡玩，但工作忙得连轴转，一直也没人来过，这次大家纷纷请战。他们说，“共同吃着肉夹馍成长起来的兄弟姐妹，一起去帮‘热干面’。”

目前，全国已有4万多名医务人员赶赴武汉，张宁的同学们就是这四万分之一。

他们上学时所在的二大队曾经是光荣的张华大队。1982年，24岁的第四军医大学学员张华，因救助老人溺粪牺牲，这在当时掀起了一场社会大讨论：大学生舍命救老农民，值不值？

张宁说，这件事对那时的青年人影响非常大。2000级二大队的同学的入学第一课就是有关张华的教育课：危难的时候，要挺身而上。

几乎每一届的二大队都有荣誉傍身，包括后来的华山抢险。龚玖瑜记得，“他们手拉着手，站在悬崖边，挡着从上面滚落下来的群众，那时如果有一个人松手，大家就都垮了。”

二大队五年一届，上一届毕业的师兄给下一届刚入学的同学当班长，言传身教，如接力棒般，将荣誉用行动传承下来。但模范不仅是称号，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这个集体被更加严格地要求，接受更加严格的训练。五年下来，他们在一起吃过苦、受过训的经历中结成更加深厚的情谊。

一位超声科的同学1月底也来到武汉一线。此前，他已被批准，今年3月从部队转业，自主择业。但现在，他仍然义无反顾地来了。在他们心里，这是致敬前辈的时刻。

20年后，这些少年已经成为中国医生的中流砥柱。有的已是科室主任，有的当上了高校博导，有的参与了汶川地震救援，有的去过援非抗击埃博拉病毒。接到疫情任务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说，“职责所在”“我们不上谁上” “ 我们顶得上去”。

3月7日下午，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外，几名新冠肺炎患者走出医院准备乘车转入雷神山医院。当日上午，武汉客厅方舱医院25人治愈出院，下午59人转到雷神山医院。随着最后一位患者转出，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患者“清零”。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同学群把天南海北的他们再次连系在一起。在群里，大家讨论的除了疫情还是疫情。他们分享最新的资料和数据，互相提供专业经验。新药研发试验情况，大家一块讨论。临床一线的人没时间查资料，后方的同学就主动帮着找文献。“不止是我们的同学群，全国的医生同学群可能都是这样。”刘野说，我希望能够尽快有一个好消息出来。

其实，刘野在武汉有过好消息。2月21日，刘野在战疫一线度过了一个特别的38岁生日，这天，也是他入党宣誓的日子。

至今未婚的刘野在同学里可能是独一份。同学们形容这个东北男孩帅气、幽默、阳光。可在刘野自己眼里，生活中的他一直没有军人的那种“板正”。

党员在他心目中是“高大上”的。毕业后，他一直都觉得自己还有些差距。“还有差距，就不要给党员拖后腿”，抱着这种想法，刘野慢慢成了院里“头疼的”大龄单身没入党男青年。

从长春出发前，刘野交给医务处主任一份入党申请书。交完暗暗告诉自己，终于可以申请入党了。在武汉期间，他还向党组织发去了自己的战地日记。

这天完全是个巧合，宣誓现场没有人提起他的生日。晚上7点多，宾馆送来一碗面，一根到底的长寿面，刘野全吃了，一点儿汤底也没剩，感觉很温暖。

两年前的春天，刘野曾登上蛇山山顶，站在黄鹤楼眺望远处的长江大桥，江水奔流不息。再来武汉，却如赴战场。决心书上，刘野写了16个字：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兵锋所指，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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