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餐桌保卫战：有人向善，有人向恶

值此非常时期，有人甘当“菜头”志愿者，有人则趁机坐地起价。

这几个月的武汉，似乎一切都是以混乱作为开篇。

2月11日，武汉开始实行小区封闭管理。疫情面前，除却生死契阔，摆在大家面前最为急迫的事情是：该如何买到每天的食物。

于是，一场各显神通的餐桌“混战”打响了。

社区团和私人团各显神通

家住花园社区的赵昊（化名）记得，小区完全封闭后，社区紧急组织商超团购保证居民日常生活，蔬、果、肉等基础菜品以套餐的形式售卖，每天限量。

青菜一份50元，肉和青菜的组合100元。在物资紧缺的封城初期，即便套餐少、菜品次、价格高，犹豫一下，下手慢一点，就是抢不到的。

微信群里的“私人团”海报。图/受访者提供

运气好、手速快的话，下单后要等上5到6天，菜能送到小区来。年过六旬的老人在电商那里完全不是年轻人的对手，于是就会在社区群里向网格员求助：此前从未在网格群里买过东西，而现在家里的囤货都快吃完了，恳请网格员这次能够给我们订到一份肉！

赵昊告诉《中国慈善家》，菜和其它货品多以套餐形式出售，可选择的种类并不多，有时还会附带捆绑销售。“卫生纸、卫生巾就绑在一个套餐里。有时候货源不足，还会出现少配送的情况。”

时间长了，翻倍上涨的价格、捆绑销售的模式就越来越让人难以接受，但似乎社区也没办法提供更多的选择。

封城近一个月，社区里“积怨”日增，居民开始自发行动起来，联系能配送服务的商家开展团购，于是就出现了各种群：水果团、肉团、菜团……居民在群里接龙填写信息后，发起人处理完收款对接购买，这轮团购的交易就算完成了。

居民把两种团购区分开来，社区组织的团购叫“社区团”，居民自发形成的叫“私人团”，或者是“野团”。“私人团”受到更多的青睐，热干面、蛋糕、速冻的酱肉包…个性化的需求在这里得到实现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赵昊把两者做了对比，“社区团好比是粗放的计划经济；私人团就是灵活、高效的市场经济。”

为了买菜，赵昊家加入了七八个“野团”，每个群里都有会团购，尽管价格比平时贵些，但好歹能解决需求，“比起刚封城那会，现在买菜已经便利了很多。”

在社区当“菜头”

囤货是肯定需要的。“多找渠道囤菜，让心里更有底一些。”陈亮的冰箱里，总要囤够10天的菜量，来不及吃的土豆发了芽，存放不住的菜叶蔫了，最后只能丢弃。但这些都不妨碍大家继续囤货。

更多时候，人们囤的是一种安全感。

过去的几周里，因为买菜问题，陈亮跟社区群里之前从没接触过的人都打过交道。他跟形同难兄难弟的邻居们约定，疫情过后，一定见一面，喝一顿大酒。

小区里有个小超市获得继续营业的许可，社区给超市老板发了专门的通行证，以便他得以外出采购菜品，保障小区居民的生活。陈亮觉得自己闲着也是闲着，干脆承担起“对接”的工作，由他来汇总每天的居民需求以及老板的进货品类。

微信里，陈亮每天需要建群，以日期和菜名作为群名。拉人进群，货送到每个人手里后，群就解散。他需要随时盯着手机，向社区群里的每一个人通报菜品情况，有需要的人就会进小群下单——这就要求居民、陈亮、采购的老板三方都要非常及时地进行沟通和对接。

微信群里，大家互相分享买菜经验，也相互吐槽社区团购的弊病。2月22日晚，对社区团购的抱怨达到了高潮。这一天，一名武汉的女业主在其社区群里连发数条语音，怒骂中百超市针对不同小区发布“AB阴阳套餐”，买米要搭配草纸和酱油，社区不回应业委会诉求等。语音信息随后引发热议，被网友称为“武汉嫂子十级汉骂”。

“汉骂”风波的第二天，据“武汉发布”通报，该社区与中百超市协商取消团购套餐，附近的家乐福取而代之成为居民团购的新供货商，其他个性化物资需求由社区代购补齐。

但陈亮觉得这种方式在自己的小区里并不适用。陈亮所在的穗丰花园东区属于武汉市较大体量的社区，共有7000余户人家。“社区的人手少，需要工作的地方太多，真是忙不过来了。”

陈亮粗看了一些“野团”群里的价格单，水果、肉类价格都翻了一倍。“这时就是有人向善，有人向恶。”陈亮感慨了起来。

陈亮打算“向善”，义务为居民对接购买的需求。跟社区沟通后，社区向陈亮提供了物资采购通行证，陈亮和同伴承担起了采购并将货品分发到居民的任务。就这样，陈亮的团就成为了“野团”群里的正规军。

志愿者将蔬菜卸货、装车运至社区。图/受访者提供

居民给陈亮取了个外号：“菜头”。“生意”特别红火的时候，陈亮得和老板对接需求一直到夜里12点多才完事。

吕煜也是一个社区的“菜头”。他告诉记者，刚当上”菜头”时真是 “一头乱麻”。第一天，他的电话就没停过，打电话的有向他提出各种需求的居民，也有提供各种货源的老板。

吕煜是球场街道球新社区的线上居民志愿者。最初，他自己开团义务帮邻居购买水果、蔬菜等物资。后来团购的人越来越多了，他就找到社区，表示愿意承担整个小区居民个性化需求代购的问题。向社区了解情况后他吓了一大跳——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小区有2700户，5000多人，而社区正式的工作人员只有7个。

此前，吕煜对于社区工作人员的印象就是“态度差”。当上“野团长”后，吕煜觉得他们的态度还是不好。有几次，社区工作人员拒绝帮他看守给居民买回来的菜和物品，让他很生气，“挺恼火的，我和他们都是给居民进行服务的，本质没差。”

在这场餐桌保卫战里，政府和民间相继接力。

2月29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的第35场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徐洪兰介绍，通过政府补贴，组织了中商、武商、沃尔玛、家乐福等商超企业面向生活低收入群体推出了10元10斤的蔬菜包。

限量的十元蔬菜包。图/受访者提供

爱心菜刚来时，每个社区30份，吕煜多要了些，共60份，主要给残障人士、孤寡老人等困难家庭。

除了爱心菜，徐洪兰还表示，武汉储备冻肉低于市场价格15%价格销售。原本4斤猪肉要75.4元，但4斤储备冻肉则只要40.2元。吕煜也买了一次，但买了之后就不想再买了，“冻了很久了，肉品实在不怎么样”。

于是，吕煜还是继续开着鲜肉团。他发现，基本肉、菜问题解决了之后，居民开始有了更细化的、更高的需求。“需求太多了，分不过来。”吕煜向记者抱怨了一下。直到现在，他还是坚持按照套餐的方式对接小区居民的购物需求。

几天前，吕煜开了鱼的团购，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团了2000斤。水果团也很受欢迎，在很短时间里团出了180多份。

面对海量需求，志愿者的工作尤其繁重。往往仅在一天里，15个志愿者要花上4个小时才能完成分发工作。

吕煜因此也了解到了社区工作的难处：对于社区而言，取消团购套餐、进而满足居民的个性化需要是很难做到的。光是商品的单品拆分装袋，再分发，这些步骤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光这一点社区的人力就不可能跟得上。“社区的工作人员得先救病人，那才是最紧急的事情。”

“轮不到咱们”的爱心菜

武汉政府推出十元爱心菜，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不过，要买到十元爱心菜实在不容易。根据规定，每个小区按份数限量领取，优先给到困难的家庭，剩余的量则由普通居民接龙购买。

封城后一个星期，社区工作者田友君和她的志愿者同伴负责分发四川菜农通过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捐赠的70吨爱心蔬菜。他们不断接到各个社区打的求助电话，送菜沿途也不断有人上前打听这批菜的去向。

田友君和同伴在卸下车里的蔬菜的时候，一位穿着居家服的女士一直站在一旁静静等候，直到他们完成卸货，她才指着掉落在地上的菜小小声地问，“这些地上的菜能不能送给我？”田友君一时也愣住了，她也做不了主，需要核算完分发给社区的量后，才能决定这些散落在地上的菜是要捡回去，还是可以送给这位女士。

这些有限的蔬菜需要分发至江夏区及周边不发达城区，覆盖老旧小区、残疾人多的社区等困难社区，每一户家庭能分到三斤多的蔬菜。

作为球场街道球新社区的“菜头”，吕煜对于爱心菜是不抱希望的，“也轮不到咱们。”

这种“轮不到咱们”的声音，田友君听得多了。常有人半开玩笑地向她质疑说，得到爱心蔬菜的社区是不是走后门了。“当下这个时期，大家对于这种稀缺的物资就是有点眼红。”

有一次，田友君往社区配送蔬菜时，一位老爷爷从10层楼的家中对她隔空喊话：“捐来的、不要钱的蔬菜，我们一口没吃到！”

她跟居委会商量后，决定找出那位喊话的老爷爷，让他参与分发。田友君担心，和这位老爷爷有同样想法的人或许不在少数，“本质上还是对社区分配工作的不信任”。

有着7年社工经验的田友君对《中国慈善家》表示，很多社区居民觉得社区不管他们，实际上社区工作者一直在超负荷工作状态。

“理解万岁！”她说。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图虫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