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湖南湘潭妹子斗胆写下一封请愿信，改变了
很多故事，都是说一个无意之举，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而在30多年前，一位善良的女子，甘愿冒着风险，替大家写了一封信，还署上自己姓名。当时她所想的，只不过是想反映一个问题，她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引起极大的反响，后来直接影响了8000万知青的命运。
萧芸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做过常德农校校长，母亲为教师。只是后来的特殊岁月中，父亲成了“右派”，她成了知青，还成了家，有了女儿。那时的萧芸没有太多的想法，她以为自己的这一生，应是在农村扎根了。
后来知青返乡中，她也成了其中的一员。1979年7月的一天，她收到一封信，是湘潭县公安局来函，同意她和她女儿转入城市户口。这时的萧芸，已经做了14.5年的知青。
正是这一次的回城，给了萧芸一个思考“问题”的机会，这才有了后续事情的发展。
当时萧芸是进了一家厂幼儿园做老师，她当年报名上山下乡时，还不满16周岁，像她这样，错过上大学的知青很多很多，这些人重新回来后，不但要面临生活的全新开始，还要面对另一个新的开始，那就是工龄从“0”开始。
这就意味着，这些知青那些年的“付出”，是不被承认的。而看看当时，复员军人的军龄计入工龄，一些转正前的合同期以及临时期也计入工龄。就如萧芸在信中所写：
“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地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
自己付出的青春，倒头来却是“空白”，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于是，很多知青找到萧芸，请她替大伙写一封信，大家还说都愿意签名，万一出了事，她的女儿大家养。萧芸不是怕担责的人，在她反复斟酌用词后，这封信于1982年国庆节的傍晚完稿，她知道这封信的“风险”，于是干脆清楚写明执笔人是谁，连自己的工作单位都写得清楚。而原本商量的落款“湖南省湘潭株洲部分老知青”，也被她大胆改为“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这封信寄出之前，萧芸做了“万一”的打算，先是回老家给父母打了2000斤煤饼，又给自己女儿织了毛衣，最后和丈夫商定，自己若是出事，请他立刻提出离婚。
于是这封信开始了它的“使命”之旅，先是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美育》杂志社，然后是湖南省公安厅，再到湖南省省委，最后坐上了专机，飞向了北京。
第二年刚过完元旦，萧芸就被当时信访办找去了，直接问她，是不是给省里写过信？萧芸也不隐瞒，这时她才知道，她的信已经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悬了几个月的心才真正定下来。
这么多知青，他们抱怨的“工龄”问题，就这样被萧芸的一封信“搞定了”。她在信中这么说：
各位领导：我们都是1964年至1968年下乡、1978年至1979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15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热泪回到“娘家”。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为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作为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8000万知青在农村，在边疆，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穿用)，身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掮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油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说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杀。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的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地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无法理解，也不能忍受。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语：“不使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订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
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
萧芸
1982.10.7
正是这些文字，改变了全国8000万知青的命运，也写出那段特殊岁月中的8000万知青的“奉献”，他们应该被历史记住。如果这段岁月不能被肯定，等于是抹杀了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