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之困，我军不让一粒粮一根草进入，后来高

困守孤城，历来为兵家所忌，其结局大抵都很悲惨。这是因为，围困的要素是双方军事力量的相较量而形成的，不具备优于对方的兵力，即构不成置对方于困境的态势。而围困的目的，顾名思义，"围"，是要敌人出不来，逃不掉，"困"，则主要是经济封锁，不让敌人从城外得到任何生活资料；所以，"围"是为了"困"，使敌人在困境中削弱，士气沮丧到无力抵抗的程度，尔后攻克之。

10万敌军要在长春城内生存下去，等待蒋介石派兵接应进行反击，那么，吃饭活命是起码的条件。长春守敌不但懂得这一致命要害，而且也早有准备。为了储备粮食，他们煞费心机。早在1948年3月初，吉林省政府即从上调的粮食中，打了一些埋伏。长春市长尚传道，更是虑之在先，在3月4日，就把南京政府中央信托局存在长春的100万斤大豆扣买下来，准备作为市属公教人员和警察等共约七八千人的粮食储备。当然，尚传道的这番苦心并没有为他的下属捞到多少好处，这批大豆倒是帮了长春国民党守军一点小忙。而他的一些下属呢，到头来在杀民养军的政策下，也被列为驱逐出城的对象。这是后话，暂不提。

在我军对长春形成包围之前，长春守敌又向长春四郊及周围各县征调和抢购了一些粮食。这批粮食，大约不下300万斤。我军对长春形成合围的初期，长春守敌在龟缩市内之前，疯狂抢掠粮食和一切生活资料。这些地区，本来已被外围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和土匪们践踏的够苦了！这龟缩前的掠夺就更加残暴；人可以吃的东西抢光了，抢喂马的；谷草没有了，就强行把群众的苫房草扒下来，因为那是靠近伊通河某地区出产的一种草，可以用来喂马。此次洗劫，在城外方圆三四十里的中间地带，几乎无一村庄幸免。因此，在我军围城的初期，长春守敌还有一些储备粮食。所不同者，新编第七军存粮较多，第六十军则靠新编第七军的部分"恩赐"和联勤总部的调拨过日子。不过那时，敌人那些地方部队还可以在市郊靠抢掠吃饭。随着我军包围圈的缩小，这些"山大王"的抢掠"地盘"也就越来越狭小，抢掠的手段，也越来越恶毒。抢到最后，终于被我赶入市内，同国民党军争饭吃去了。

当时，我围城部队的口号是"不让一粒粮、一根草进入长春市内"。6月下旬，我"围指"在吉林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东北局、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对长春之敌采取长期围困的重要指示。同时，全面部署了有关围困长春的一系列措施。6月28日，肖华政委做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长春有50余万人民，守敌10万，如果我们在空中、陆上，断绝了敌人的生活资料，严禁城外粮食输入，不让长春与市外来往；现敌空运也己受到阻碍，机场在我控制下。这样，经过二三个月，敌人内部肯定会发生急剧变化。将会造成敌人的饥饿与困难，发生军民交困、军惊民怨、士气瓦解、社会骚乱的局面。敌人的生存条件为我操纵，这时，也正是大举进攻的有利时机。肖华同志还指出，现敌存粮，已难支持很久，粮价急剧增长，高粮米已卖到38万元1斤，蔬菜每斤也要卖八九万元。因此，我们党政军民要心全力，一致动员起来，认真执行这一封锁长春的重要任务。事实证明，肖华政委的这些论断和估计是正确的。

"围指"首长号召全体围城部队的指战员充分认识，不让一粒粮一根草进入长春，是我军对敌斗争的策略，也是对敌作战的手段。要求全体指战员克服片面的慈善观点，着眼于大局。应该认识到，长春攻不下来，是长春人民永远的灾难，只有解放了长春，人民才能彻底摆脱灾难。首长这些话是针对我围城部队有些指战员的实际思想而发的。某些干部、战士，由于对久困长围的作战方针认识不足，在复杂的经济封锁斗争面前，产生急躁情绪。有的认为，不让群众逃出长春，是不"人道"，对外逃的老百姓抱有可怜悯情绪。有的战士把自己的津贴费给了要出来的群众，让他们买饼子吃。也有的战士向群众解释："没办法，上级的命令，我们同情你们。"有的干部、战士执行封锁任务敷衍了事。有些饥民逃出了敌人的哨卡，进至我军岗哨前，要求到解放区去活命。人民子弟兵来自人民，与人民的感情休戚相共。他们在战场上打起仗来是条硬汉，但却禁不住这饥饿的群众苦苦哀告。于是，有些人的心软了下来，不得不擅自放人出卡。我"围指"就对敌实施经济封锁问题，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并提出若干具体要求，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粮食、蔬菜、柴草、牛马牲畜等一切生活资料，均不得进入长春市，第二，断绝长春市与我区人员来往及一切商业关系，第三，肃清我边缘区及敌我双方中间地带的一切土匪及一切走私爪牙。

封锁范围，划长春市周围25公里内为封锁地带。参加封锁的以围城部队为主，县区武装(当时各县均有县大队，均有3个连以上的兵力；区有区中队，兵力相当于1个连)、民兵、自卫队等都纳入这支封锁大军，按群众住地及部队防守区域划分，采取从前到后的梯次配置，前后左右互能构通联系，以弥补空隙。

但是，要真正实现对长春守敌的经济封锁，也并非易事，各方面的斗争非常复杂。在封锁粮食入城的问题上，就是一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的尖锐斗争。封锁开始，我军就注意了封锁的重点地区。因为，执行封锁任务的是以围城部队为主，所以，特别注重了各围城部队之间的结合部，以及地形复杂的地带。如各羊肠小道，以及树木丛林较多之处等等。尤应注意的，是土匪活动较多、我工作较薄弱的地区。

这一类的地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基本上是特务、奸商与地痞流氓的天下，他们采取各种方式暗中来往，偷运粮食，什么偷爬呀、带路保险呀，甚至还有的暗中成立了"粮站"逐点运输，一步步偷运进城。这种情况，中长路附近、以及伊通河沿岸地带较多。走私要道是经过新立城的伊长公路及伊通河两岸和范家屯方向。这些复杂地带和重点地区，在封锁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不但未能杜绝走私分子的活动，反而日益嚣张。仅据6月中旬统计，这些地区每日平均至少有50-60石(每石约合500市斤)粮食通过走私分子流入长春市内。这些走私分子，少则十数人，多则三五十人，用肩扛或背负等方式，向长春市偷运粮食。而且，多在夜间活动。

随着封锁斗争的逐步深入，除严密封锁、加强控制重点地区外，又采取了以下三种措施：一是对敌我经常争夺地区及中间地带，动员地主及广大群众将粮食搬入我区保管；二是以县友单位在封锁区内进行户口调查，对居民发放证明，原国民党发的证明，一律收缴焚毁，停止使用。对外地来人或非本户居民不得收留居住；三是严防敌人疏散长春市内的人口。

为了减少封锁中的漏洞，加强组织领导，便于指挥党政军民齐动员的封锁大军，成立了统一领导机构——军民联合对斗争委员会。以围城部队各师的政治委员为主任，当地县委书记、县长为副主任，并设委员若干。主要任务是统一部署本防区的经济封锁，堵塞漏洞，严密控制不使敌人得到任何生活资料。军民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展开工作后，立即起了重大作用。统一了领导，明确了分工，配合紧密，消除了依赖思想，加强了责任心；对封锁中出现的漏洞，能及时察觉妥善处理。在当时来说，军民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的出现，对经济封锁斗争，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当时，据我驻卡伦的部队发现，每日粮食市场交易非常活跃，而且粮食去向不明。另据双阳县调查，该县粮食外流量很大，也难辨去向。这些现象说明，我对长敌的经济封锁，还有很大的漏洞。经了解在我对敌实行经济封锁的初期，走私风还难以煞住的时候，靠近封锁边缘区的各地集市贸易非常活跃。而且，大多粮食交易，如，奢岭口子，每逢双日一集，每集即有粮食交易20至30石。新立城集市则更加"繁荣"，因为那里的粮价高，而且差额很大。譬如1市斤大豆在相隔20里的大南屯只170元(我东北流通券)，相隔30里的奢岭口子210元，而新立城每斤大豆却是650元；比大南屯竞贵3一4倍。在新立城，1石大豆(480斤)可以换到1匹骡马。甲地与乙地粮价相差如此悬殊，势必导致我后方粮食向这些集市流动。然后，又通过这些集市流入长春近郊，为走私分子提供了方便。

其实，发生这些情况的原因并不费解。一些接近长春市郊的封锁区，惨遭国民党土匪队的洗劫，灾情严重，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为了应急，我地方政府许可这些灾区的群众到我后方自由购粮，或组织群众以衣物到后方换取粮食。虽有组织，但由于手续不严，一些村屯和部队的连排都可以开证明、路条，以致为粮食的自由流动提供了方便。同时，我后方靠近封锁区的各地，粮食缺乏管制，一些村农会可任意发证明给农民到新立城等地卖粮。后来，虽经下令禁止村屯开证明，禁止任意到这些封锁边缘区卖粮；但因这些地区粮价悬殊，获利甚巨，有的农民伪称走亲访友，开出路条，声东击西地达到去集市卖粮的目的。据了解，当时封锁边缘区各村屯，有不少这一类跑经济的"老客"。表面上似是繁荣经济，实际上对封锁长敌极为不利。

基于上述情况，军民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决定：

一、断绝封锁区内人民自由向非封锁区购粮换粮，同时也严禁靠近封锁线的各区村农会组织任意向封锁区内卖粮或借贷。二、凡粮食进入封锁区内，必须有军队团以上机关、地方县以上机关证明，区村政府、部队连营证明无效。三、严格控制刘家店、奢岭口子、新安堡三集市的粮食贸易，建立粮站，实行专买专卖，取消新立城市集。四、封锁区内的粮食分配、买卖，凡运粮出门上路，统由人民政府组织生产救灾委员会安排。五、加强岗哨、军民联防和群众缉私工作，严格检验与盘查，实行缉私有奖办法。并规定将缉私没收的部分粮食与物资，交由该伙食单位改善生活。如双阳县明令规定，缉私物资提成30%，捉获1名特务奖粮50斤等办法。于是，各地均查获了大量的缉私粮。7月初，双阳县境内之万宝山区，仅3天即没收粮食20 000余斤。独立第八师在双阳境内没收走私粮30 000余斤。

长春守敌面临着粮荒的危机，便千方百计地设法将数十万市民食口的包袱转嫁于我。于是，粉碎敌人这一阴谋，就成了实现对敌经济封锁的一个重要侧面。敌人采取了若干逼迫群众出城的手段，而且做法一个比一个恶毒；一是强迫市民进入我区，只要赶出哨卡，再不准回城；二是以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为借口，煽动群众要求进入我区；三是与奸商相勾结高价收购，造成粮价奇昂而有价无市，迫使群众不得不外逃奔向我区；四是假借"出击"的名义，将群众胁迫送出城外，驱向我区；五是造谣，说什么"7月1日是毛泽东的生日，八路军开放口子8天"，欺骗群众出卡；或以集体领粮为名，连同伤兵老弱一起逐出哨卡。

显然，如果我们任凭敌人把这些被洗劫一空的群众赶入我区，其结果将会抵消我对敌经济封锁的效用，有利于敌对长春固守，而不利我久困长围的作战方针，势必推迟解放长春的时日。这时，前面说过的我军在实行对敌经济封锁初期，存在的执行封锁政策不甚得力的现象已经开始扭转。如独立第八师指战员们经过反复讨论，制定出十项围城纪律：（1）坚决完成封锁任务，不放进一粒粮一根草；(2)严格检查行人，不马虎放过一个人，(3)为解放多数群众，不能为少数人痛哭哀告所动摇，(4)对群众和气耐心，做到逢人宣传，(5)不乱没收，不打埋伏，(6)站稳立场，不受贿；(7)沉着机智处理情况，不乱打枪，不脱离岗位；(8)认真耐心挖好工事，防止敌人出击，(9)反对盲目轻敌，做好战斗准备，坚决消灭出击之敌；(10)发扬吃苦耐劳精神，坚决完成务。这十条，内容虽简单，但针对性却是很强的。

继成立军民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之后，为适应形势任务需要，在我区内又建立了生产救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地方政府为主，各围城部队有关部门派人参加，负责安排救灾和组织群众生产。当时的长春市郊，居民遭国民党土匪队的抢掠，生活很苦。有的地区有些人几个月没有粮食和盐，仅以野菜充饥，脸肿体虚，且有饿死人的现象。有的被扒走了苫房草，住着露天的房子。有的村群众流离失所，十室九空。许多地区，良田荒芜，有的村屯没种上的地竟达1/3以上，有的虽然下了种，却又撂了荒。原因是土匪抢，群众没有种子，没有粮食，没有牲口。还有的地区，因为"拉锯"了几次，群众思想有顾虑，对我政策有误解，也影响了耕种。

生产救灾委员会首先抓住了救灾工作。但这项工作也不是没有困难的：一是后方准备了救济粮，却没有运输工具，一时不能应急；只好动员身体好的青年去背，每人背50斤，还要发扬互助精神，背回后统一分配。二是有的地区饥民嗷嗷待哺，急待救命，救济工作的方法不能按步就班——先调查，后报告，再批准，等到救济粮发下来，人不知饿死了多少。因此救济的原则，是首先救命。先救急，后救缓；先救将死，后救不致死，先救有病，后救无病，先救贫，后救富(指灾情程度相对而言)；烈军属有优先权；孤寡酌量增加。我围城部队的广大子弟兵，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每人每日节约1两口粮，救济灾民。

在抓好救灾的基础上，组织群众进行生产。我"围指"的政治机关，向各围城部队发出在各自防区内不得出现荒地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一定要帮助郊区人民群众，把由于敌人骚扰而延误的农时夺回来。要尽可能抢种粮食，种植大秋作物不成即改种晚秋作物。人民政府从后方调来了大批荞麦种。于是，我各围城部队均组织了大量的人力与畜力，人民子弟兵与当地广大群众并肩在田野里操作，并肩战斗在对敌实行经济封锁的战线上。我长春郊区军民，与长春守敌仅咫尺之隔，却呈现出一片军民鱼水相融、和平欢乐的场面；长春市郊到处是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鸡鸣犬吠，人欢马嘶。我民主政府全力组织救灾生产，只吉林省政府即拨救济粮1 000吨，贷款5亿元，并调拨了足够的种子，帮助人民群众生产。

曾几何时，这里还是遭敌摧残的人间地狱!现在，那些悲惨凄凉的景象，不复存在了，长春市内外，宛如两个世界两重天，天堂地狱，截然不同。解放了的长春郊区人民，在人民政府领导和人民子弟兵的支援下，迅速排除了国民党土匪部队带来的创伤：生活有着了，生产恢复了，家园重建了，那曾经是一片凄凉景象的荒野，转瞬间变成丰收在望的庄稼，牛、马、猪、羊，膘肥体壮。劳动人民第一次体验到解放了的欢快。男女老幼，笑逐颜开，在欢笑中生活，在喜悦中劳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彼伏此起；新组织起来的民兵、妇女会、儿童团……活跃于村头巷尾。眼前的这一片景象，冲淡了与敌咫尺相峙的战场气氛，倒象是远离前线的老解放区。

然而，只隔了一条环城公路(群众称"圈道")的那一边，国民党统治下的长春市竟是一座人间地狱！人们吃光了大自然赋予长春的盛夏绿装。凡能往口里吞的，都毫不计较酸甜苦辣填到肚子里了，可是，依然难以活命。无论男女老少，大人孩子，那一张张浮肿、灰暗、毫无表情的脸，使人望而生畏。

国民党军在龟缩长春市内前的洗劫抢掠，给城郊近30万人民群众制造了濒于北亡的灾难。愤怒的人民群众，同解放军并肩战斗，又狠狠地把"饥饿"还给了长春守敌。国民党军在郊区和市内都制造了严重的饥饿灾荒。到头来却自食其果，受到了饥饿灾荒的惩罚。

国民党的杀民养军政策像瘟疫一样，给长春人民撒下了无边的灾难——饥饿与死亡，同时也给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饥饿的封锁圈。6月份，两个正规军——新编第七军和第六十军的粮食供应，高粮米大豆各半，7月份高粮米减到4/10，到了8月初，除新编第七军的新编三十八师每周还能吃上1次少量大米掺多数大豆的"大米饭"以外，第六十军的一八二师尚能用1/3的高粮米做"药引子"掺天豆。其它4个正规师却远远低于这个水平，大部因领不到军粮而发粮贷金。至于那些地方部队只好以酒糟、糠麸来充饥活命。但是，有些较高级的国民党官员，却在酒足饭饱之余，投机倒把，从粮价暴涨中攫取黄金和贵重物品，或利用银行尚能通汇谋取暴利。

此外，长春守敌还面临着一个烧柴的大问题。日伪时期做为满洲国首都的长春，有不少装璜门面的建筑物，有许多木料可供国民党军队拆做柴烧。正因如此，长春虽然没有经过攻打，市内没有房木的废墟瓦砾却比比皆是。居民没有拆房子的权力，只好刨马路面上的沥青当做柴烧。这本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国民党军队居然也认为此计可行，就干脆也刨马路沥青做柴烧和准备冬季取暖之用。于是，长春市的柏油马路就非常"壮观"了！到处是一段段、一片片的烂石坑，光滑的街道，成了生过天花后的麻脸。莫说行车，人走，也是坎坷的歧途。

在我军对长春实行经济封锁期间，长春守敌对市内难民问题，曾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封锁初期，守敌为了减轻粮食负担，很想把市民象包袱似地一股脑地抛给我们，千方百计地促使市民出城，甚至不惜用强行驱逐和各种欺骗的手段，把饥民推向我解放区。我军为了封锁斗争的需要，制止敌人将市民食口的负担转嫁于我，尽可能阻止市民出城。可是，到了封锁后期，国民党军在杀民养军政策的指使下，将大量市民驱之于敌我双方的真空地带。这些难民欲出不得，欲返不能，只有一批批成为饿殍!人民子弟兵对国民党这一惨绝人寰的行径深恶痛绝，决定开放哨卡，收容灾民，并且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设置专门的救灾机构，解救长春灾民。然而，此时的长春守敌，却又一反常态，严锁哨卡，不准饥民外出了。其原因就是前期，怕城里吃饭的人多了，会加速他们的灭亡，后期，又怕老百姓走光了，只剩下他们"孤家寡人"，不但军事上没了依靠，政治上更加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