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重建的新四军如何从穷到富？刘少
1945年9月1日清晨，在江苏兴化县城内外响了3天4夜的枪炮声终于停了下来。
很快，消息就传遍了全城，老百姓欢呼雀跃：“新四军进城啦！”
兴化古城
随后，更大的惊喜到来了——
为了解决围城造成的物资短缺，苏中军区一声令下，一支由数十只商船组成的船队，满载各类日用品，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兴化城。
这么大的架势，让见多识广的县城百姓也不禁咋舌：“这么多家底，新四军可不得了哇！”
新四军将士合影
然而，这支“家底雄厚”的队伍，在四年之前，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
据曾任苏中军区政治委员的陈丕显回忆，当时的新四军，缺吃少穿是常态，百货、医药等物资更是少之又少，堂堂的新四军第一师师部医院，居然连一套完整的手术器械都凑不出来。
短短四年时间，穷得叮当响的新四军，究竟是如何逆风翻盘的呢？
1941年1月4日，在安徽泾县的群山中，9千余名新四军将士陷入了8万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7天7夜的血战过后，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遇难，7000余名新四军将士血洒河山......
千古奇冤！相煎何急！
报道皖南事变的新华日报
烈士们的鲜血不能白流。1941年1月25日，在中央的部署下，陈毅、刘少奇等人走马上任，重建了新四军军部，9万余人的大军火速整编、集结......新四军从血海中重新站了起来。
然而，刚刚拉起架子的新四军，很快便遇到了一个大问题——没钱。
皖南事变之后，端坐重庆的蒋介石虽然迫于舆论压力，承诺不再搞针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但依着他的性格，若不继续落井下石，太阳简直要打西边出来了。
于是，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下了一道手令：
“新四军公然叛变，中央为肃整纪纲，故于民国三十年一月后，乃停发该军经费、子弹及药品之补充。”
有人可能会说：不给就不给，吓唬谁呢？经费上的窟窿，咱们自己补！
可问题在于，这窟窿着实有点大。
根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的记载，从1938年1月起，也就是新四军刚刚成立时，国民政府每月下拨的军费为6.6万元。
之后，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争取下，军费定额逐年增多，到1940年，新四军每月领到的军费已经达到13万元以上。
在常规经费之外，还有一部分临时性的补贴——比如，1938年初，当新四军从江西南昌向江苏、安徽一带挺进时，国民政府就一次性给新四军发了1万元“开拔费”和3万元“拨遣费”。
历史学者们根据现存资料统计，从1938年初到1940年底，近3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累计给新四军发放军费大约445.6万元，每年平均148万余元。
叶挺雕像
“打工人”都知道——无论多么微薄，但只要有一份固定工资，心里总是有底气。
但这份收入一旦消失，就算你手里有点家底，也会马上惶惶不安起来，觉得日子简直没法过。
这个道理，放在新四军身上，同样适用——何况，此时的新四军，基本上一点家底都没有。
根据史料记载，新四军第七师刚刚成立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部队连基本的伙食供应都困难，战士们经常饿得端不起枪、跑不动路。
没办法，七师独立团只得到无为、庐江、巢县等地，向百姓们借了3500担大米，才暂时撑了过去。
更要命的是，此时在北方各个根据地，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就连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也已经闹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的地步，实在没有力量来帮助新四军。
可见，蒋介石掐断军饷这一手，就如同在新四军脖子上套了一条绞索，若想不出办法解决，这支新生的军队，很有可能就此夭折。
新四军
不靠“讨饭” 自己动手
毛泽东在延安
1938年12月8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的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提出了一个未雨绸缪的问题：
“现在我们钱虽然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
可以说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非常清楚的预见到，将后勤保障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政府、寄托于蒋委员长，是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
于是，毛泽东给出了解决办法：
“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搞生产。”
总结起来一句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高瞻远瞩，莫过于此。
方向对了，事情就要好办的多——正是有了这个总方针，刘少奇才豪言道：新四军“不能靠向人家讨饭过日子”。
任新四军政委时的刘少奇
这句话听起来提气，做起来却得一步步走。
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创建和扩大根据地。
这很好理解——有了地盘，才有政权；有了政权，才能种地、征粮、收税、搞生产；有了钱粮，才能招兵买马，扩大力量，新四军才能真正壮大起来。
于是，在新四军军部重建之后，各师分头行动，与日伪军展开了浴血奋战，先后在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江、浙东、鄂豫皖八个地区重新开辟了根据地，并建立了行政机构。
这一来，原本只有4.4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一举扩大到了6.8万平方公里，地盘扩张了50%以上。
有了根据地，重建后的新四军，才有了广阔天空，得以大展拳脚。
华中抗日根据地地图
守着这片“鱼米之乡”，再饿肚子就说不过去了。
根据史料记载，在当时的各个根据地中，新四军已经搞起了“共享经济”——将士与百姓组成互助组，农具、牲畜等资源统统共享，一起动手开荒、耕种、抢种抢收......像这样的互助组，仅仅在淮北地区，就多达8000余个。
在自己动手耕种开荒的同时，新四军把根据地搞成了“大工地”，一项项水利工程相继竣工——新四军第二师在高邮湖重修了西岸百里大圩；第四师在淮泗一带先后修筑了淮堤、大柳巷堤、人字头堤；第七师在无为县修筑了黄丝滩大堤......年年肆虐的水患终于被扼住了喉咙。
如今的高邮湖
在自己动手的同时，新四军大搞“减租减息”，将农业税简化成两种，分别是地主、富农所交的田税与佃户缴纳的公粮，既保证了新四军的粮食供应，同时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根据史料记载，1943年，仅皖中根据地一处，在为百姓减租25万余担、佃户人均增收近7斗稻米的情况下，仍然完成了970万斤公粮的征收任务。
自此，新四军饿着肚子打仗的时光，基本上成为了历史。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解决了吃饭问题，按理说新四军应该能松口气了，但大米毕竟不是子弹，要打胜仗，就得弄来枪炮、子弹、药品......
一言蔽之——得花钱。
关于这一点，新四军的高级干部们，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
1942年，新四军第七师政委曾希圣在给军部的工作总结中，明确提到了：
“军队是人、钱、地盘三件事情缺一不可的。生产是基本的办法，农业不成问题，要紧的是工业......贸易是大问题，贸易若能大大发展，则所需不是大问题。”
曾希圣与夫人余叔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新四军已经把握住了经济发展的两大要点——其一、工业实体；其二、商品流通。
不得不说，这个认识，即使是放在现代，也并不落后。
于是，从1942年开始，新四军各根据地便根据本地特色，发展实体经济，开始搞起各种各样的工厂来——
淮南地区是著名的烟草产区，在这里驻扎的新四军二师，打下安徽天长县铜城镇时，在镇上发现了一个小卷烟厂。
当时，这个小卷烟厂因为经营不善，外加外国烟草公司的大量倾销，已经停产了。
消息传到师长张云逸处，张云逸一拍大腿：“咱们自己搞！”
张云逸大将
说干就干——二师与烟厂老板达成协议，由二师出钱，负责生产经营，烟厂老板则坐收20%的收益。
1943年5月，这个小烟厂开始投产，陈毅军长亲自给产品起了个名字：飞马。
飞马的老包装
起初，烟厂每天只能出产600条左右，除了供应部队，剩下的基本上都平价卖给了附近的老百姓。
没想到，由于飞马烟选料精良、价格公道，又有新四军的信用背书，居然一下子打开了市场，在附近地区成了抢手货。
销售如此喜人，二师索性放开手脚，从敌占区又陆续弄来几台卷烟机，将产量翻了一倍，扩大到每天1200条。
这下子，订单更是如同雪片一般飞来，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的商贩，不惜冒着穿越敌占区的风险，也要跑来订货。
靠着这个烟厂，二师一下子发了财，不仅每月给军部上缴30万元的利润，自己还攒下了雄厚的身家——1944年，当华北地区遭遇大旱灾时，二师一下子掏出了1600万，支援华北赈灾。
二师的卷烟机和工人
二师靠着造烟挣了大钱，其他部队也没闲着——
驻扎在苏北的新四军第三师，把目光瞄到了食盐上。他们放开制盐禁令，给老百姓提供贷款和粮食，帮助当地的老百姓开起了一个个私营盐场。
这里产出的食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根据地的同时，还卖到了附近的敌占区，换来了大笔的资金和物资。
海水盐场
新四军第七师则在皖江根据地的汤家沟，办起了“经济特区”。他们利用当地丰富的农副产品，吸引外地客商，并对根据地急需的物资征收极低的商业税，以此鼓励进口。
在优惠政策的刺激下，汤家沟很快变得客商云集、商铺林立，不仅给第七师和当地百姓带来了丰厚的收入，还极大的方便了第七师的物资补充工作。
据记载，第七师自己开办的集成号、裕民号、正大号等商行，在汤家沟不仅能方便地收购到棉布、机械、西药等产品，甚至能买到枪支、子弹和炸药！
这些资金和物资，不仅使建军时仅有四个团编制的第七师成为了著名的“富七师”，还给整个华中根据地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根据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的回忆，仅仅从1942年底到1945年初，七师就给新四军军部上交了5300万元（法币）！
......
在日伪军的扫荡与国民党军的挑衅这双重压力之下，新四军能够把根据地的经济搞得红红火火，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新四军经济工作的成果，不仅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抗战结束后，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底，当直属中央指挥的新四军李先念部在中原军区遭到国民党军的重重围困，几乎弹尽粮绝时，中央一声令下，新四军各部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硬生生给中原军区6万大军补充了1个月的物资和粮食，为之后的中原突围提供了有利支持。
正是靠着有效的经济工作和强大的经济实力，重建后的新四军，不仅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下生存了下来，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中华民族解放历史中的一支传奇部队。
